龚克

杨先生是8月23日住进医院的，我去看望他时，他正坐在床边进行雾化治疗。我给他带去市里同志不久前从牛津大学带回的他申请读博时提交的本科成绩单和学历证明的复印件，他一再表示感谢。为不干扰治疗，我只和他简单地交流了几句就离开了。那时他的病情虽不稳定，但完全是清醒的。我多么希望他的病情能够缓解，多么希望这位108岁的老教师能在今年开学时给18岁的新生们讲几句话。9月4日晨，电话铃把我惊醒，说先生病情突然恶化。待我匆匆赶到医院，杨先生已经唤不醒了，11点52分，杨敬年先生安详地永远离开了我们。

他的离去，给我们带来了无比的哀痛，也留下了无尽的思念。噩耗传出，这么多的人自发地前来悼念他，不仅是因为他一生教书育人、桃李满天下，更在于他的道德文章、学识人品。习近平等许多领导同志通过学校向他致哀，既是表达对这位饱经磨难、矢志不改的老知识分子的敬重，也是号召我们向杨敬年先生学习。

随着新学期的开始，我们迎来了第32个教师节。我想，对于我们南开教师来讲，这个教师节的主题应该是学习杨先生，学做像他那样的南开好教师，这才是对他最好的悼念。

学习他坚定的理想信念。杨先生出身贫寒，年轻时就追求光明和进步，他曾投考黄埔军校（长沙第三分校），后因不满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共清党，愤然离校回乡教书。解放前夕，他谢绝友人劝他出国的好意，留在学校迎接解放。作为当时校务委员会的成员，为南开的新生做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满腔热忱要为人民奉献聪明才智，却不幸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屡受冤屈，不仅被错划为右派，竟然还被判处管制劳动和剥夺政治权利3年。与他以沫相濡的妻子一病不起，受到牵连的儿子英年早逝，在如此悲惨的境遇中，他不怨不颓，坚信党和人民，达观面对逆境。直到改革开放后，他20多年的冤屈才得到改正，恢复教师的工作。不久，他以近80岁的高龄申请入党，很多人对此都难以理解。他在《入党志愿书》中给出了答案：“我今年79岁，出生于湖南汩罗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自幼没有父母，全靠劳动人民的血汗，得以进入大学并出国留学，一生走过了曲折坎坷的道路，经历了新旧两种社会和中外两种社会的生活和对比……我油然产生了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党的深厚感情……我下决心要使自己从一个怀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夙愿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自觉的共产主义战士，为党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百岁高龄时，他写下自述：“我40岁时得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80岁时成为共产党员，都花费了40年的时间，才实现自己的夙愿。但牛津博士只是求学的顶峰，共产党员才是做人的顶峰”。“在长达20年的错案中，我没有丧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心，没有丧失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终于参加了党的组织。”杨先生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信仰坚定、百折不回，什么是不忘初心、对党忠诚。

学习他高尚的道德情操。杨敬年先生一生经历坎坷，却始终没有放弃“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愿，始终坚持“为公”的情怀，始终坚守诚信的底线。1948年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受南开大学之邀，放弃原先去美国的打算，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任教。后来即使在逆境中也始终没有被厄运压倒。一方面，他始终坚持两条做人的原则：“一是说老实话，有什么说什么，决不无中生有，或添油加醋。二是决不捕风捉影或捏造事实去揭发陷害他人”；另一方面，他以惊人的毅力，翻译了国家需要的总计230多万字的外文著作和200多万字的联合国文件，尽管那时根本无法署上自己的名字。1979年恢复教授职称时，杨先生已年逾古稀，但仍满怀“欲为国家兴教育，肯将衰朽惜残年”的激情重登讲台、教书育人。百岁时，他总结自己的晚年是潜心奉献的20年。为谁奉献？国家和人民！观杨先生一生，无论人生怎样跌宕，总是以国家和人民为怀，他不计个人得失进退，却“哀生民之多艰”。2011年，他反复听了胡锦涛同志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他对我说，这篇讲话不仅讲1921年以来或是1919年以来，而是讲1840年以来，讲得非常好。他说，中国过去的经济基础和制度，是从1840年后被破坏的，经过100多年的艰辛探索，终于走出了新的道路，建立起新的经济基础和制度，他建议“要研究184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历史发展，好好写出本书来”。他以103岁高龄讲出这番话，不禁使我想到“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的精神情操。

学习他深厚的学识学养。杨敬年先生一生勤奋好学，持之以恒，真正做到了活到老、学到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他是留英回国的教授，根据国家建设需要，他积极补学俄语，还参加业余大学学习马列主义课程。据经济学家谷书堂先生回忆，1952年暑假期间，在周总理倡导下，南开大学全校教师集中时间突击攻读俄语，杨先生也参加了。秋季开学后，大家都忙于上课，就顾不上继续巩固和进一步学习了，只有杨先生始终不渝地坚持了下来，后来接连译出了许多俄文经济理论著作。他对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贡献卓著，80岁退休后仍笔耕不辍，90岁时写成跨学科专著《人性谈》，接着开始重译《国富论》。那段时间，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到早上7点连续工作4个小时，下午进行校对，终于历时11个月完成了74万字的译稿。杨先生用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奋发进取，告诉我们扎实学识、深厚学养究竟是从何而来。说到杨先生的学养，决不可忽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他的熏陶和滋养。他熟读孟子，“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他喜爱文天祥的《正气歌》，为英烈们的“天地正气”所感动；在逆境中，他以“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自勉，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精神自励。他曾作诗云：“赢巅白雪不知愁，一片丹心步陆游。蜡炬春蚕功不灭，迎来光热遍神州。”

学习他宽广的仁爱之心。南开校歌有云：“美哉大仁，智勇真纯。”杨敬年先生不仅是通达天地境界的智者，更是一位仁者。一生勇于面对挫折与逆境，待人处世真诚纯洁，就是因为他的心中有大仁大爱。他爱家人，照顾卧床24年的病妻。他爱同事，和善地与人相处，不计较在特殊年代受到的不公正待遇。他爱学生，他86岁结束返聘后才彻底告别讲台，但100岁时还在电话里给学生讲哲学课，这是对莘莘学子的爱。曾受教于杨先生的王玉茹教授感慨：“先生不愧为吾辈人生之楷模，如果我们都能像先生一样有颗善良感恩的心、一种奉献的精神、一种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去工作，那么构建和谐社会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了。”他爱老师，每当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时，他总是对求学过程中遇到的几位恩师念念不忘，特别是何廉、方显廷、张纯明、李锐、陈序经和杨石先，不仅对他做人、治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而且在他人生道路的选择中也发挥了决定性影响。在牛津大学留学时，学校实行的导师制也使他受益匪浅。近年谈及世界一流大学建设，他认为一流首先体现在是否重视育人，中国高校要向世界一流大学目标迈进，必须拥有一大批甘守三尺讲台、以教书育人为神圣天职的好老师。杨敬年先生的仁爱之心，源于他爱国家和人民的公心。面对著作等身的学术成就，先生谦虚地说：“我读书是公费，劳动人民出钱培养的我，我总得做点工作报答他们。”这是对祖国和人民的大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一个学校拥有好老师是学校的光荣，一个民族源源不断涌现出一批又一批好老师则是民族的希望。”杨敬年先生是我们大家的好老师，能遇到这样的好老师，是我们人生的幸运。学做他那样的好老师，是我们南开教师的责任和义务。

在向杨先生告别的时候，我在留言簿上写下“九死未悔，仁善之心”和“时穷节见，永垂丹青”两句，以表达对先生高德的理解。我想，杨先生能做到如此大德，也是南开公能教育的成功范例。今年是杨敬年先生入学南开80年，10年前杨先生曾深情地说，“我从1936年来到南开园，至今已有70年的历史，我对南开一往情深，沉浸在南开精神之中”。他认为，南开精神有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南开人有共同的理想和信仰。这个理想体现在‘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中。这个校训，不仅是对南开的学生说的，也是对南开的全体教职员工说的。用现代的语言来说，公就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能就是说，教师要有真才实学，员工要有真实技能，学生要学到过硬的本领。只有既公且能，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日新月异就是不断创新，与时俱进，不论教学科研还是行政管理，都是如此。正是由于这个理想的不断实现，才造成了今日的巍巍南开。”

“第二个方面是，南开人有艰苦创业的精神。老校长张伯苓出身海军，躬亲了甲午战争的屈辱，立志以教育救国……又如杨石先先生，两度赴美留学，一生始终没有离开南开。在这种艰苦创业的精神感召之下，南开人均能艰苦奋斗，事业有成，受到社会的尊重。”

“第三个方面是，南开具有教书育人、尊师爱生、师生感情深厚的光荣传统。”

杨敬年先生是践行南开公能精神的杰出楷模。这位“老南开”对南开精神的诠释，值得我们每一个南开晚辈，深思之，笃行之。

（作者为南开大学校长；文章来源：转自”南开大学“微信公众号）

编辑：侯靖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