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讯员 侯靖宇 国文涵）4月21日下午，我系李飞跃副教授赴暨南大学经济学院，以“抗日战争的经济遗产：国家能力、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为题作了学术报告。暨南大学经济学系王贤彬副教授主持了报告会。

据参会师生介绍，李飞跃副教授的报告“生动有趣、热情洋溢，例证丰富，逻辑清晰”，赢得了一致好评。此外，李飞跃副教授还与在场师生进行了深入的互动交流。报告会最后，作为李飞跃副教授的论文合作者，北京大学刘明兴教授对报告内容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补充。

以下是关于李飞跃副教授报告的精彩内容摘要：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逐渐发展壮大，锻炼出了卓越的执政能力。抗日战争提升了新中国的国家能力，那么，这种国家能力的提升能不能转而促进我国的经济转型和发展呢？

从理论上，李飞跃副教授发现：在抗战经历丰富的地区，基层干部的利益更加本地化，这些干部更重视本地的未来收益。这意味着基层干部的耐心程度比较高。更重要的是，基层干部在抗日战争中培养出了很强的治理能力和集体行动能力。此外，地区的外部资源与其抗战经历的丰富程度有关。具体来说，即中央高层在某一地区的抗战经历越丰富，与该地区的联系更紧密，中央在越倾向于对该地区进行支援，对该地区影响越大。

中央的执政能力非常强，基层相对于上级处于弱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抗战经历的影响应该体现在基层治理权能否维持上。具体地说，干部集团的规模大、耐心程度高、外部资源和自然资源少，基层干部则能够维持治理权与执行维护本地利益的政策。基层干部是否有激励执行维护本地利益的政策，不仅取决于治理格局还取决于上级留下的政策空间。如果上级留下的政策空间很小，基层干部就不能通过变通政策来赢得群众支持巩固治理权。

在实证上，李飞跃副教授以非国有工业比重为核心被解释变量，以基层干部的治理能力为核心解释变量，通过一系列的回归分析以及稳健性检验，发现抗日战争通过影响初始的基层治理能力，进而影响了地方政府治理及非国有经济发展，最终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壮大，抗体战争还影响了整体经济发展状况。

在抗日战争时期，成立中共县委多的地区，在1967-1986年间政府中本地干部的比例高，政府的规模小，政府支出偏向于公共品，非国有经济的比重高。抗战经历赋予了基层政府与组织较强的治理能力。

抗战经历直接影响解放后各地区初始的治理格局。在那些曾成立中共县委的地区，基层干部凭借新政权的支持，实现了实际权力与名义权力的结合，政治地位更加巩固。基层干部维护本地利益的政策与群众对基层干部的支持互为最优反应，相互支撑、相互强化构成为稳定的均衡。在这种情况下随着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基层干部的治理权越来越稳固，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影响力更大，会对整个地区的政府治理行为产生影响，改善生存环境。这种国家治理格局有助于地方基层政府与组织在基层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使得经济政策更加符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与群众的根本利益更加一致，为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

【来源】：“【Seminar回顾】南开大学李飞跃副教授谈抗日战争的经济遗产”，“暨南经济学苑”公众号，暨南大学经济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