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卫红（中软信息服务党支部书记、中软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85级系友）

我在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系里的老教授杨敬年先生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记得那是1987年6月6日，那时，杨敬年先生已近80高龄。苍苍白发映着鲜红的党旗，杨先生入党宣誓的这个情景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

当时有很多人问杨先生，如此高龄，为什么还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对此也很好奇。杨先生回答说：“入党，既非求名，也不求利，我是真心想要加入这个伟大的事业中，出一份力”。杨先生认为自己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生最大的幸福”，他说：“我40岁得到牛津大学博士学位，80岁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实现了自己的夙愿。牛津博士是求学的顶峰，共产党员是做人的顶峰。”

在杨先生入党之前，我只是在大学新生的入学典礼上见过杨先生并听过杨先生讲话的，此后虽然在系里的各种活动中见过杨先生多次，但对杨先生的了解并不多。我那时只知道杨先生是牛津的博士，是我国的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的老师。“共产党员是做人的顶峰”，杨先生的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我开始关注杨先生，并开始思考自己是不是也应该像杨先生一样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后来慢慢了解到，杨敬年先生1908年出生在湖南乡村一个贫困家庭，幼年跟着外祖父读书。1927年携笔从戎，报考了黄埔军校第三分校，希望为打到军阀出一份力。在军校期间，他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爆发后，学校组织学生上街宣传反共，杨敬年被推选为宣传员，但他不顾众人劝阻毅然离开军校，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我当时醉心共产党，忽然叫我反共，我无法接受”。离开黄埔军校后，几经周折，迫于生计，考入了当时不需要缴纳学费的、国民党培养县长的中央政治大学行政系。他那时除了钻研专业知识之外，还认真研读了《西行漫记》和《青年的修养与训练》等进步书籍。毕业时，杨敬年不服从分配，放弃了去国民党政府机关工作的机会，“第二次没跟国民党走”，执意报考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里的两位——何廉、方显廷的得意门生。1945年，杨敬年如愿考取中英庚款董事会第八届留英公费生，进入牛津大学攻读“政治学哲学经济学专业”。在这里，他对“开眼看世界”有了深刻体会。1948年5月，40岁的杨敬年获得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回到南开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前夕，何廉送给杨敬年先生金条作为旅费，邀其共赴美国。杨敬年先生执意留在南开迎接解放，因为他感到“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到来了”！

杨敬年先生一生坎坷，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被迫告别讲台，不允许搞学术研究，接受了长达20年的“劳动改造”。在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里，杨敬年先生采取“以义制命”的办法，心无旁骛地翻译了230多万字的经济学外文著作，为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1979年，平反昭雪的杨敬年先生已年逾古稀，过了退休的年龄。他却欲为国家兴教育，在中国的大学里第一个开设“发展经济学”。没有教材，就自己编写《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这部中国的发展经济学教材“开山之作”，历时5年，三易其稿，全书54万字。除了进行发展经济学教材建设和一些课题研究，杨先生还承担着研究生培养工作。

让我喜出望外的是，大学三年级开始，杨先生开始给我们本科生开设专业英语并亲自为我们授课。他选用的教材是世界银行一年一度的发展报告。大家都爱听他的课，选课的人挤满了主楼301中厅教室。杨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时候，已经年过八旬。据说当时系里是准备派车接送杨先生给我们上课的，但杨先生执意不肯，每次都是自己从家属区步行到教学楼，爬楼梯到3层的教室，而且每次总是提前几分钟到教室。

对于作业，杨先生批改得非常认真。记得当时要翻译有关巴西经济发展的一个报告时，我因为偷懒，有几个不太熟悉的单词没有认真查词典，连蒙带猜地草草翻译了一遍，就把作业交了。第二周上课之前，我看到发下来的作业本上，杨先生仔仔细细地把我没有认真翻译的地方都用红笔改正过来了。课间休息的时候，杨先生还把我叫过去，跟我仔细讲了一遍如何把外文的意思准确地翻译过来，如何作到“信、达、雅”，使我受益匪浅。

与杨敬年先生熟悉了以后，我与他的交往就多了起来。除了谈学习，杨先生更多的时候是与我们谈人生、谈理想，谈如何把个人的命运与国家、时代的发展相结合。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欧美国家差距巨大。双轨制下，“官倒”盛行；那时兴起出国热，很多人出国之后就不再回来了。我问杨先生对诸如此类的问题如何看待，记得杨先生对我说，他鼓励大家出去留学，但最好学成之后回国，参与国家建设。他还说，狗不嫌家贫，子不嫌母丑，在大家都还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在所难免的，通过完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改革，“官倒”等问题也会逐步解决的；只要大家团结一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是一定会一天比一天好的。杨先生还鼓励我要积极要求进步，争取入党。

在杨先生的言传身教下，我在大学时代就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大学毕业之后，我常常想起杨敬年先生，常常回味与之交往的点点滴滴。我也时时关注着杨先生的消息，抽空和同学一起去看望杨先生。后来一点点地知道：他86岁才退休；88岁写完20多万字的《人性论》；90岁时翻译了74万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16年中连印16次，成为学术畅销书；95岁时，他重新修订译著《国富论》，增译6万字；到100岁时，他出版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105岁时，《人性论》再版，他“在头脑里修正”，口述了1万多字的改动；108岁时，口述完成一篇长文，回忆他自己与商务印书馆之间长达90多年的往来。

如今，我已是一名有多年党龄的共产党员。参加工作以来，我一直以杨敬年先生为榜样，注意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在工作上，毋需扬鞭自奋蹄，带领团队成员积极完成各项工作，除了自己多次获得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外，公司的党建云研发团队也先后获得中央企业“青年文明号”和全国“青年文明号”。我还学着像杨先生一样，利用好闲暇时间，坚持研究和写作，先后出版了《商业银行监管比较》、《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理论与实务》《自利不自私》、《管理无原理》、《如何让我遇见你》和《半满半空》6本专著；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读书》杂志、《二十一世纪商业评论》等核心刊物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可惜的是，2016年9月4日，108岁的杨敬年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共产党员是做人的顶峰”，我会一直牢记杨先生说的这句话，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杨敬年先生一生不改对党的信仰和追求，无论遭遇何种坎坷，不仅“虽九死其犹未悔”，而且为了党和国家的教育事业，“肯将衰朽惜残年”。先生的这种执着和追求，使得他具有了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这种力量会一直激励着我前行。

2017年7月21日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r5kvjOoAPj85_Wnzo6PM9g?scene=25#wechat_redirect

稿件来源：中软信息服务党支部

编辑：周佳

审校：彭支伟

2018年9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