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南开人物公众号

   作    者 | 张文才

   出品人 | 刘禹东

   主    编 | 沈梦菲

张文才，南开大学国际经济学学士和硕士，中国社科院金融学博士。现任财政部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担任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中国副理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执行董事、新开发银行中国执行董事。曾任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主管南亚和中西亚业务。在赴亚洲开发银行担任副行长前，曾任财政部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主任和国际司副司长，中国驻亚洲开发银行执行董事，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顾问。张文才长期从事国际财经交流与合作事务，负责中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合作，参与二十国集团、东盟加中日韩、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金砖国家、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英、中法、中日、中俄、中印以及中国与欧盟、巴西等众多多边、双边机制下的政策对话与合作事宜。

经历了青少年时代的“十年寒窗苦读”，我于1982年，从革命老区河南信阳，幸运地考入南开大学。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刻，内心是无比激动的。南开大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知名学府，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母校，进入南开大学学习，是无数学子的梦想。彼时，正值刚刚恢复高考的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正开始打开国门，拥抱世界。在家父的指导下，我怀着投身国家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大业的美好愿望，在志愿填报上选择了南开大学经济系世界经济专业，怀揣着父辈的殷切期望，踏上了北上南开的求学之路，从此与国际经济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启了一生国际经济领域的求学与从业之路。

南开求学

南开大学秉承周恩来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以“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为治学理念，治学严谨，学风扎实。在这里，我度过了七年宝贵的本科、硕士学习生涯。南开的求学岁月，是我一生重要和美好的回忆，我深以能在南开学习为荣。我大学本科入学时是经济系，到毕业时成为国际经济系的毕业生；研究生入学时是南开大学经研所，到毕业时成为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毕业生。从我所在系所名字的变化，可以显示出国际经济专业在国家学科建设中重要性的不断提升。母校雄厚的经济学科国际经济学专业实力，领先的英语教学实践，众多知名的经济学大师和教授，为我的求学成长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在这七年之中，我系统学习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货币银行学、统计学等经济学科经典理论著作，打下了坚实的经济学理论功底。同时，南开大学世界经济专业非常重视对学生的英语教学，系统安排了国外教授的英语授课，对学生英语听说读写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可以说，在南开经济和英语专业知识的学习，为我日后从事国际经济事业打下了坚实的专业知识和外语基础。

在南开的七年，有幸聆听了许多老教授的课程，如藤维藻、熊性美、杨敬年、谷书堂、魏埙、陈荫枋、蒋哲时、易梦虹 、孟宪扬、杨书进、薛敬孝、常修泽等教授，以及其他众多老师的课程。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陈荫枋、蒋哲时两位老教授，感谢两位恩师在我硕士研究生学习期间给予的悉心指导。他们知识渊博，在国际经济与跨国公司理论研究方面造诣颇深，都是我国老一辈的资深经济学家，为南开、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壮大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在他们的点拨教诲下，我的硕士毕业论文《跨国公司外汇风险管理》对跨国公司在外汇暴露的衡量和管理方面进行了系统研究，并获得南开大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一等奖。

追忆南开的学习生涯，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南开精神，“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还有周恩来总理的名言“我是爱南开的”以及厚重凝练的校徽，都激励自己不懈奋斗，为母校、为国家做出自己的贡献。南开的一草一木都留在我的记忆中，大中路、马蹄湖、新开湖、主楼、图书馆、学三食堂、大操场、阶梯教室……，所有这些地方都依旧历历在目。

职业生涯

1989年，我从南开毕业，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面试应聘、择业选择后，最终进入到财政部世界银行司工作。在30年的国际财金合作职业生涯中，历任驻世界银行中国执行董事顾问、财政部国际司副司长、亚洲开发银行中国执行董事、财政部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主任、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国际农业发展基金中国副理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执行董事、新开发银行中国执行董事、国际财金合作司司长等职。其中，2013年担任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是继金立群、赵晓宇之后第三位担任这一职位的中国人。从事国际多双边财金合作、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等国际事务的长期历练，使我深深体会到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所扮演角色的不断变化。在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中，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不断加深，中国参与全球和区域事务的深度与广度也不断提高。中国从被动参与，发展到现在主动参与并提出合作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与发展理念，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国恢复在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席位，到随后加入各种区域性开发银行，参与各种区域协调对话机制，再到本世纪全面参与全球和区域多双边对话与合作平台，中国正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力量。

一、国际多双边金融合作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我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七国集团（G7）和八国集团（G8）与中国的对话，参与了东盟加中日韩（10+3）财金合作、20国集团（G20）、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多边机制下的合作，以及中国与美国、英国、法国、欧洲、日本、金砖有关国家的双边经济与财金对话，代表国家与其他经济体就防范和应对亚洲和全球金融危机、推动亚洲和世界经济的复苏增长、促进国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改革、加强区域和全球金融监管、发展与各有关经济体的经济合作关系展开磋商、协调与谈判工作，表达中国的观点、立场和政策主张。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我和同事们一起积极参与推动建立东盟加中日韩“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这一区域危机救助机制，形成亚洲的区域金融安全网。为配合这一机制，10+3各方还协商建立了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致力于加强区域宏观经济监测和实现金融稳定，此外，各方还推动发展亚洲债券市场，发行本币债券，并为此建立区域信用担保机制，为债券发行提供信用担保，降低区域内各国融资成本。亚洲债券市场倡议旨在动员更多亚洲的资源支持亚洲的发展，避免货币与期限双错配，提高域内各国经济发展抗风险能力，并进而实现各国经济中长期可持续发展。

G20会议是我长期深度参与的另一个国际多边经济合作机制。2005年，在河北香河，中国第一次主办召开了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为了本次会议的圆满完成，我和同事们为会议筹备、会议议题与成果设计投入了大量的工作，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本次G20会议最终发表了《G20有关全球发展问题的声明》和《G20关于改革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声明》两项声明，取得了丰硕成果，对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未来治理改革，对促进全球发展合作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G20由部长级会议升格为国家领导人峰会，这项工作的挑战更加艰巨，责任更加重大。作为中方参与财金合作的人员，我继续在G20有关会议上参与宏观经济政策协调、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以及领导人会议成果磋商，参与探索研究金融危机之后如何实现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性的增长，拿出中国政策，推动发达国家实施负责任的财政、货币和结构改革政策。面对美国西方让中国承担全球经济失衡责任的压力，我和同事们据理力争，推动G20各方最终形成衡量经常账户失衡的参考性指南，为G20建立有效协调经济增长政策的框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中国对美合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我于2012年-2013年有机会多次参与了中美两国经济对话的有关工作，为推动中美双方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扩大双边贸易与投资及金融领域的务实合作，推动双方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方面的合作做了大量的工作。

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

作为国际财金合作领域的长期参与者，除了参与上述国际多双边财金对话与合作外，我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负责中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合作，参与推动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与发展。

二战后先后形成的国际金融机构有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这些机构在推动发展中成员减贫、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改革与发展、治理改革与能力建设，提供全球和区域公共产品、维护全球货币和金融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由美国、欧洲、日本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其行长、总裁等高管长期由美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派出的人选担任。但近年来，随着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群体性崛起，其内部治理结构也在发生变化，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和代表性也在不断得到提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力的提升，中国与国际金融机构合作的深度、广度不断加大，对全球发展所做的贡献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201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国家一起共同倡议成立了新开发银行，2016年，中国倡导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中国在支持国际金融机构改革与发展方面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是中国积极推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加快内部治理改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积极参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权结构改革，支持这些机构增强资金实力，不断扩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目前，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的投票权仅次于美国、日本，居第三位。

二是推动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不断创新业务战略与业务模式，以满足不同发展阶段成员国的需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的业务宗旨是上个世纪制订的，但是时代在变化，很多发展中成员国已从这些机构成立之初的低收入阶段发展到了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阶段，一些成员国还成为高收入国家。面对这些变化，如何适应成员国不同发展阶段的不同诉求；如何创新业务战略与业务模式，推动创新技术与商业模式向发展中成员转移；如何动员更多的私人资本参与到各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如何通过政策改革、技术援助、知识服务以及发展项目的实施来提高发展中国家经济管理能力的提升；如何推动全球与区域经济合作来应对气候变化，都是摆在这些机构面前的新问题。中国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合作了近40年，进入新世纪，中国与这些金融机构的合作也在不断变化，中国已成为这些机构的借款国、捐款国、股东国和发展合作伙伴国。目前，中国仍需要这些机构的支持，需要借助这些机构的资金和智力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这些机构也需要中国，需要同中国在国际发展领域开展广泛合作。

三是倡导和推动成立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中亚学院等新兴国际发展机构。在国家的领导下，自己很荣幸参与了相关机构成立的前期研究、论证，以及与相关各国的沟通协商工作。目前，经过近几年的发展，这些机构已初具规模，从初创阶段过渡到了稳步运营阶段。目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总数已达到100个，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占全球人口的78％，占全球GDP的63％，中国的影响力和公信力已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新开发银行的贷款规模和中亚学院的培训业务也在稳步扩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新开发银行必将为补充和完善现有国际合作发展体系，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做出更大的贡献。中亚学院在促进中亚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特别是为成员国提供能力建设，开展战略研究与经验交流上，也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四是越来越多来自中国的，具有国际经济、财金背景的人士担任国际金融机构的高管，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与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无论是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是在亚洲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新开发银行，都能见到他们的身影。2013-2018年，我作为亚洲开发银行副行长，主管南亚、中西亚地区事务，期间积极推动亚洲开发银行在这些区域国家贷款业务的增长；推动亚洲开发银行支持的区域和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开展更多业务促进互联互通，推动跨区域、次区域合作；推动金融科技、大数据、云计算、网络支付等创新技术与商业模式向发展中成员的转移与应用；创新亚洲开发银行投融资模式，推动其本币业务发展；坚持亚洲开发银行不在争议地区开展业务。

使命与担当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201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90万亿元（13.6万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近8万亿元，比2017年增长6.6%，完成了6.5%左右的预期增长目标，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远超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贡献者第一名（美国2017年对世界经济贡献率为16.14%）。根据世界贸易组织（WTO）公布的数据，2018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4.62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30.51万亿元，连续两年位居世界第一。目前，中国已是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为世界各国提供了众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中华民族正无限接近于伟大复兴的历史顶峰，正在沿着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三大历史任务”的康庄大道阔步前进。

目前，单边主义、反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倾向日益增加，世界经济和全球化进程面临诸多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于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科技创新与应用日新月异，这些都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何在国际经济格局的快速演变中，更好地发展、壮大中国经济，实现民族复兴，同时与世界各国一起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南开培养的每一位经济学研究者和经济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为此我们要做好如下工作。

一是积极参与和实施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促进区域合作与一体化。研究如何利用好各种多双边合作机制和国际金融机构平台加强与有关各方在财政、货币、贸易及结构改革等政策方面的协调。研究如何参与区域经济金融合作，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亚太自贸区、中日韩自贸区等协定的签署和实施；参与和推动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建设。

二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方向发展。展望未来，我们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导多边主义，通过双边合作、三方合作、多边合作等各种形式，加强“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与相关国际组织发展战略和合作规划的对接，凝聚合作共识，实现共赢多赢。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坚持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目标。

三是推动和引领国际经济治理改革。一方面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标准、规则的制订，另一方面也要学习借鉴国际上先进的标准、规则，为我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

四是把握住新技术革命带来的机遇，做好应对新技术应用带来的挑战。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纵观世界经济发展史，每次科技革命都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巨大发展。当前，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深入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纳米技术、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将深刻影响各国的国际竞争力和人类的就业。我们要研究如何加强科学技术的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更多的技术向发展中成员转移。同时也要研究如何应对未来新技术对人类带来的各种挑战，包括信息安全、科技竞争对国际关系的冲击、科技应用对人类就业的影响，等等。

21世纪，全球经济联系日趋紧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态势将会更加显著，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全球艰巨的发展任务，如何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促进全球化进程朝着更加合理有序的方向发展；如何确保实现我国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这些都是南开经济学子应该思考的问题。展望未来，时与势都在中国，在此祝愿南开大学继续引领中国经济学发展之先河，无论是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还是在理论应用到实践上，南开大学都应该走在世界的前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南开人应有自己的使命与担当。自己作为从事国际经济事务的南开人定将一如既往，继续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为人民的幸福，为民族的复兴，为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和共同繁荣，做出自己的不懈努力。

本文由作者张文才授权本公号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