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进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贾岛•《题诗后》

我原本知道写教材不是什么好差事。这其中的原因通常有二：一者，学术界评判一个学者研究能力高低的主要标准是论文和课题。而教材的目的是为了普及知识，而非创造知识。从科学研究者的身份来看，写教材似乎是有些不务正业了；二者，好的教材需要深入浅出的语言对前沿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这一方面需要全面地把握文献，另一方面则需要对文献进行简要介绍。在后者上花费功夫显然是费力不讨好的。特别是，如今的论文动辄50页以上，要想把四五十页的论文在几页之内展示出来，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然而，为了给“数字经济与贸易”特色班的同学们准备讲义，一时头脑发生，就毅然决然地决定写一本数字经济学的理论教材，这就是我编写《数字经济学理论》一书的初衷。

那么，以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为核心数字技术革命能否导致经济理论的革新呢？对此，一个误区是，在数字经济时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已经不再适用了。这种观点就如同是看到鸟在天上飞就否认万有引力定律一样，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相信，“在局限条件下的趋利避害”依然是人们行为选择的基本法则。新的理论并不是对经济学基本法则的否定，而是经济学基本法则在新场景下的应用而已。正所谓，“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改变的只是局限条件，而不是基本原则。

另一个误区则是认为新的理论只能解释新现象。这个误区实际上是忽略了“理论”的一般性这一基本属性。如苏格拉底所言，“经验为个别知识，而理论为普遍知识”。因此，好的理论不仅能够解释个例，同时也要具有一般性。新的理论当然需要解释新现象，但如果只能解释新现象，却没有一般性，就算不得是好的理论。因此，每一次新理论的诞生都为人们认识世界（包括新现象和老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而每一次观察角度的转变都使得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

例如，通常人们认为，“外部性理论”是由马歇尔1890年《经济学原理》和庇古1920年在《福利经济学》所提出，并被科斯在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一文所发扬光大。实际上，外部性问题则是自古就有的。唐代诗人李白“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诗句岂不是正是在讲“负外部性”吗？而法国数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安东尼•奥古斯丁•古诺1838年《关于财富理论之数学原则的研究》对寡头市场模型的数学证明中则蕴含“外部性”的思想。当我们理解了古诺的模型与李白的诗句之间的微妙关系时便不难发现，外部性理论其实可以解释历史上的很多事件。而这些事件在“外部性理论”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了。例如，南宋末年，虽然岳飞曾有多次机会把金兵彻底击退，并迎回徽、钦二帝。但是，为什么宋高宗赵构并未支持岳飞这么做，而是偏信秦桧的一家之言，连续发出十二道金牌召回岳飞呢？从外部性的角度来看，宋高宗这么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破金兵、迎回徽、钦二帝虽然对大宋国整体有利，然而其代价是宋高宗个人皇位不保。当某种物品或服务对社会产生正向外部性，而成本由私人承担时，这种物品或服务的提供就会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这正是“外部性理论”的核心结论。

再举一个产权经济学应用的例子。在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中，江湖中流传着一句口号：“武林至尊，宝刀屠龙，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倚天不出，谁与争锋？”但是，纵观整部小说不难发现，整个江湖似乎都在争夺“屠龙刀”而不是“倚天剑”。这是为什么呢？从产权归属来看，倚天剑和屠龙刀同为郭靖和黄蓉所铸，倚天剑传给了郭襄，屠龙刀则传给了郭破虏。后来，郭襄创立峨眉派，倚天剑也由峨眉派掌门继承。因此，倚天剑的产权归属是清晰的。

与之不同的是，在襄阳城破之日，郭破虏与父母同时殉难，屠龙刀遂流入江湖。因此，屠龙刀的产权界定是不清晰的，谁抢到就是谁的。对于无主之物，整个江湖为之争得头破血流也就不足为怪了。再者，从成本收益的角度来看，屠龙刀的持有者谢逊，杀人无数，人人得而诛之，争夺屠龙刀的成本较低。而一旦成功，就可以“号令天下，莫敢不从”。但抢夺倚天剑不仅会违背江湖道义，而且意味着要与峨眉甚至武当为敌。毕竟武当派和峨眉派的交情可以追溯到创派伊始，这一点《倚天屠龙记》开篇就有介绍。“一般性”的经济学理论其穿透力由此可见一斑。

鉴于此，关于数字经济 “新理论”，不仅能够帮助我们来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特有现象，而且也可以加深我们对其他经济和社会现象的认识。例如，当产品具有“网络外部性”属性时，企业可以通过采用不同的产品标准来抢夺市场。但如果两家企业的客户基础接近而兼容成本较低时，选择“兼容”的产品标准会更加明智。如果我们把“兼容”与家庭稳定相类比，那么该命题所引申出来的推论是，“门当户对”和“夫唱妇随”有助于实现家庭的稳定。具体地，在家庭中，夫妻双方组成家庭后，两个家庭的资源可以相互共享。但作为代价，双方必须相敬如宾、相互包容，家庭才会更加稳定。“门当户对”意味着两个家庭拥有的社会资源相当，从而一方会更愿意与对方分享资源；“夫唱妇随”则可以显著降低兼容和协调成本，从而使家庭结构更加稳定。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背后所蕴藏的经济学逻辑。综上所述，虽然“网络外部性理论”是由于数字产品变得愈加重要而被提出的。但是，该理论并不仅仅能够用来研究网络企业的竞争行为，也同样可以用来分析其他经济和社会问题。

因此，卓越的经济学家就如同高明的医生，既要理解个别事物，也必须认识普遍事理；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者，不能教授别人，知识难以累积，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无法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反之，如果只知道普遍规律而忽略个别事物，理论就变得无用。“倘若有理论而无经验，这样的医生是治不好病的，因为他要诊治的恰是‘个别的人’”。

王永进

2021年8月23日于南开园

编辑：刘书渊、刘东辰

审校：王永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