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4日上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云鹰读书会在圆阶303教室“国际经济与贸易科研训练：实证”课堂上顺利进行，本次读书会由2020级本科生郑芊芊和潘晓清同学展示Robert Grundke和Christoph Moser的论文“Hidden protectionism? Evidence from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9 (117)，由国际经济贸易系冯笑和杨嗣强老师跟进指导。

产品标准（product standards）是一种非关税贸易壁垒，其施加的本意是克服市场失灵，保护国内消费者健康。美国的食品药物管理局（简称FDA）是为了通过强制的产品标准保证国内外产品的安全性，未通过标准则不准进入市场。对于国内产品FDA需要证明其违反规定，但对进口产品FDA有权利以“看似违反标准”拒绝进口，这就为进口的歧视性提供了空间。

从成因上看，进口拒绝（import refusals）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掺假和贴错标签。二者都可以简单的源于贸易国家之间不同的产品标准，且产品标准执行在国内外生产商之间可能存在差异。从经济周期上看，当经济下行时，贸易政策更倾向于保护。FDA进行检查的总出货量从2008年到2011年急速增加，而之后拒绝进口的数量又随着失业率的下降急速下降。

本文结合双边贸易引力模型，采用美国2002-2014年间93个进口产品组估计了施加产品标准对贸易的影响。我们最感兴趣的变量——进口拒绝，它罗列了所有不符合美国产品标准的事件。通过研究发现：1）进口拒绝的负面影响对较贫穷的国家是巨大的，而OECD国家几乎不受影响。估计结果表明，进口拒绝增加一个标准差会使非OECD国家短期和长期出口平均减少28~50亿美元。2）通过对进口拒绝背后进行的检查发现，贸易减少效应主要由未经任何产品样本分析的拒绝导致，更倾向于歧视行为。3）在控制了美国产品标准法规变化以及美国进口的质量的条件下，这种类型的进口拒绝抑制了美国的进口，特别是在次贷危机及其之后的时期，研究发现这段时间产品标准被执行的更加严格。上述结果与隐形贸易保护主义是一致的。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1）强调了政府寻求暂时性进口保护的另一条渠道：产品标准更严格的执行。虽然产品标准的变化需要向世贸组织报告，但实际可能逃脱WTO的监管。本文是首次考虑了导致进口拒绝的检查类型，并将进口拒绝的影响与经济周期联系起来。2）本文量化了由于不符合美国产品标准而导致的短期和长期贸易成本。选择的产品标准的替代措施因国家、产品组、时间层面不同而大不相同。这使我们能够考虑并控制其他研究中经常忽略的针对特定国家产品的因素。3）强调了进口拒绝的内生性，由于进口保护或风险检查，进口拒绝可能是内生的。FDA对进口量增加的产品组进行了更严格的监控和检查。

本文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2节介绍相关文献，第3节介绍了相关背景，第4节介绍数据来源和实证方法，第5节介绍实证结果，第6节是结论。

关于产品标准：有学者指出SPS（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减少了市场进入，但是对出口商的广延边际有正的影响；但也有学者认为SPS对贸易不管是广延边际效应还是集约边际效应都有负的影响。

关于逆周期的贸易保护：有学者提出理论模型：贸易政策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更偏向于保护。但后续研究结论各异。研究发现，二战后不管是美国还是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出现逆周期的贸易保护。有学者指出只有少数几个国家2008年2009年显着提高了关税，美国采取贸易政策是相对温和的NTB，即反倾销。在美国，受临时贸易壁垒影响的产品数量随着负面的宏观经济冲击而增加。特别是，在次贷危机爆发之前和之后。国内失业率被证明是NTB的重要决定因素。

关于内生性：有学者指出：贸易保护水平不是外生，因进口竞争和国内游说提高。且一旦考虑到内生性，保护主义的影响在经济上是巨大的。

美国Import Refusals Report数据库从2002年开始详细记录了美国拒绝进口商品的确切日期，出口公司的名称，地址和国家/地区，FDA特定的产品代码和产品说明，入境口岸，拒绝的原因和检查类型的信息。它是因不符合美国产品标准而拒绝进口的最佳信息来源。

FDA的检查模式为：如果FDA不检查该条目，则该产品将直接进入美国市场；如果FDA决定检查，则在收到检查结果之前，将不允许进口商分发货物。FDA的检查不是随机的，它只会检查其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进口产品的1%，但是会基于风险来选择检查哪些产品。FDA基于OASIS数据库和过去的进口拒绝以及外部信息来识别风险产品。当特定国家进口产品激增时，也可能引发更多进口检查。增加对进口量较高的国家产品组的检查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保护主义。

美国是许多国家的重要出口市场。大约20%的美国进口属于FDA的管辖范围。这些产品中越来越多的份额来自发展中国家。如图1所示，在9月11日恐怖袭击和次贷危机之后，FDA对进口商品的检查变多，但在近几年中有所下降。

图1

图2显示了美国FDA监管产品中的进口数以及所有出口国与非OECD国家2002-2014年的拒绝进口总数。除危机期间外，美国从OECD和非OECD国家进口的FDA监管产品在样本期间稳步增长，其中非OECD国家约为OECD国家总进口量的两倍。虽然次贷危机后两组都不得不面临进口拒绝的增加，但很明显,较贫穷的国家其进口拒绝的增加更为显著。

图2

为了更多地了解美国在产品组之间的进口拒绝分布情况，表A1显示了细分产品层面上的进口拒绝。食品、其他药物和医疗器械最易被拒绝。表A2包括进口拒绝的十个最常见的原因，商标错误或缺少认证和掺假导致进口拒绝的占比较高。

本文主要数据是将2002-2014年间FDA的进口拒绝报告 (IRR) 数据库与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 (ITC) 提供的分类国际贸易数据 (c.i.f.) 相结合，然后将进口拒绝对应到最细分的产品组中，最后将FDA和HS编码一一匹配。

本文外生工具变量的数据选择是利用RASFF（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数据库来构建针对美国进口拒绝的外部工具变量。该数据可在欧盟委员会网站上公开获得。此外生工具变量有效的理由为：1）欧盟判定商品是否是合格与美国进口量不直接相关，但是美国判断商品不合格会参考其他国家的判断，因此欧盟的判断与美国的决定相关。2）美国出于保护主义考虑而限制进口的理由，如产业层面的因素，在欧盟未必成立，因此可认为是外生的。3）欧盟和美国的商品结构不同。

选择外生工具变量所用的数据是从世界综合贸易解决方案 (WITS) 数据库中获得的世界所有国家的分类HS贸易流量数据。通过构建相对进口优势 (RMA)来比较美国，特别是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进口需求结构。此措施指导我们选择有效的外部工具变量。每个国家的每个产品种类如果进口相对多于世界平均水平则RMA>1，反之RMA<1。RMA利于衡量进口模式的异同。两个国家RMA 之间的相关性是比较二者进口结构相似程度的很好的指标。我们选择德国的通知和拒绝数据，因为和美国的不相关程度最高（下图所示）且德国食品安全系统相对透明。

表1 有两个主要发现。首先，因变量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滞后显著地进入了我们的回归，这证实了我们使用动态面板估计器的决定。其次，与进口拒绝相关的经济成本是巨大的，并且在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之间分配不均。第(3) 列显示较贫穷的非OCED国家承担了不遵守美国产品标准的贸易成本。进口拒绝的点系数-0.204 在5% 的置信水平上显著。相比之下，在第（2）栏中，我们发现对OECD国家没有显著影响，这些国家基本上包括所有生活水平非常高的工业化国家。

下面我们量化这些仅限于新兴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进口拒绝对贸易的负面影响。拒绝数量每增加一个标准差，每个国家和产品组从非OECD国家对美国的出口减少约1.75 亿美元（按2010年计算）。由于非OECD国家平均有16个产品组构成了这种效应的识别，因此每个出口国的短期成本约为28 亿美元。而长期影响（基于进口拒绝的长期系数β_LT=β/([1-(α_1+α_2)])），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对美国的出口损失接近50 亿美元。

我们的实证结果证实产品标准及其执行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构成挑战（Essaji, 2008 ; Staiger, 2015）。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商来说，进入国外市场的固定成本更高，而且他们的生产成本对产品标准的收紧更为敏感。较贫穷的国家往往缺乏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来源和人力资本来满足发达国家进口国的产品标准和合格评定要求。因此，产品标准和更严格的执行程序会对发展中国家进口流量产生负面影响。

在本节中，我们认为基于进口拒绝决定的检查类型可以揭示产品标准的执行是否存在隐形保护主义行为。如前所述，FDA实施进口产品质量标准限制前有两种抽查进口产品的方式，一种是粗略地开箱检验，怀疑商品违反产品质量标准即拒绝进口，另一种是经过实验室精确测试，根据实验结果做决策。前一种方式做决策较武断，有较强的保护主义倾向，属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表2 列出了导致进口拒绝的不同类型检查的结果。第（1）列是表1 中第（1）列所有国家/地区的基准回归结果，第（2）列允许进口拒绝的估计系数因检验类型而异。研究结果表明，那些不基于任何产品样本分析的拒绝对整个样本的进口（总数）有负面影响。更糟糕的是，进一步比较第（3）列和（4）列的结果时，只有非OECD国家遭受这种拒绝。换言之，似乎只有发展中国家才会遭受这些潜在的任意拒绝。

我们感兴趣的主要解释变量是虚拟变量Crisis，如果在2008 -2012 年即为1，否则为0。在模型I、II 和III 中，我们采用了不同的固定效应组合。在模型IV 中，我们还向国家产品固定效应添加了一些控制变量，即WTO 通知、拒绝(RASFF)、IMF 进口质量、进口和因变量的滞后值。WTO 通知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给定的产品组k 在t 年受到美国的至少一个WTO 通知（TBT 或SPS 协议）的影响，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变量美国进口质量衡量产品组k 到美国在给定年份的平均进口质量。拒绝(RASFF) 捕获RASFF 成员德国报告的通知和拒绝。变量Imports（以对数表示）衡量给定年份在产品国家层面上的美国进口。所有控制变量及其第一期滞后都同时进入模型。

这些回归表明进口拒绝数量与美国金融危机变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非OECD国家的总体拒绝和未经样本分析的拒绝数量显著增加，似乎并非由产品标准的变化或产品质量的下降所驱动。我们在表4 中展示了OECD和非OECD国家的两种检查结果如何随时间变化。为了便于比较，第（1）列和第（3）列报告了两组基于产品样本分析的进口拒绝和表2 中没有进行此类分析的进口拒绝的基准结果，我们在第（2）和（4） 列中展示了2008 -2012 年危机期间的结果。

表4 结果表明：非OECD国家通常会在没有任何产品样本分析的情况下遭受进口拒绝，当美国失业率处于历史高位时，他们遭受的损失更大。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任何时期，进口拒绝对OECD国家到美国的出口没有显著影响。在我们看来，回归结果与美国产品标准的执行是以穷国为代价的变相的隐形贸易保护主义的假设是一致的。

我们进一步收集了关于哪些国家可能在上次危机期间受到美国隐形保护主义负面影响最大的初步证据。我们遵循Jackknife 估计器的重采样方法，通过从样本中连续消除144 个国家之一来运行N-1 回归，图3 绘制了145 个回归的没有样本分析进口拒绝的点系数和其90% 置信区间，样本区间为2008-2012年。从图中我们得出，中国、智利、斯里兰卡和俄罗斯是在没有任何样本分析的情况下遭受进口拒绝最严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