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7 日上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云鹰读书会在圆阶303教室“国际经济与贸易科研训练：实证”课堂上顺利进行，本次读书会由20级本科生葛温璐、张晟颖和孙嘉希同学展示Fajgelbaum, P. D., Goldberg, P. K., Kennedy, P. J., & Khandelwal, A. K.的论文“The return to protectionism”,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35(1), 1-55，由国际经济贸易系冯笑和杨嗣强老师跟进并指导。

2018年以来，美国先后对特定国家的特定产品、特定行业实施了几轮关税上调措施。其中，2018年涉及12043种产品的进口关税从2.6％增加到16.6％，这些产品约为3030亿美元（约占美国进口额的12.7％）。相应地，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产品也征收报复性关税。这些反制措施涉及8073项关税，从7.3％提高到20.4％出口产品，约为1270亿美元（占美国年出口额的8.2％）。

无论从涉及的贸易伙伴规模、关税加征幅度还是跨部门的广度等方面来讲，这都是战后时代一次前所未有的贸易保护主义回归。那么该贸易保护主义回归短期内将对美国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古典贸易理论认为影响取决于关税变化，其基本逻辑在于：购买外国产品的消费者和公司会因为高关税而遭受损失。美国和报复性关税导致的消费支出在进口产品和国内产品间的重新分配可能导致美国出口价格相对于进口价格的变化（即贸易条件的变化），并产生关税收入。其次，贸易战的影响存在部门异质性，从而在不同专业化模式的地区之间产生区域异质性。

本文估计了关税对美国贸易数量、价格以及社会福利的影响。首先，本文构建了美国的需求体系。作者将美国的需求体系划分成一个三级嵌套的形式，包括进口品类（variety，定义为国家-产品对)、进口产品（product，定义为HS-10产品代码)以及部门（sector，定义为NAICS-4行业代码)。其次，如果关税是完全外生的，即与供给和需求冲击都无关时，可同时识别美国进口品类的需求弹性及外国对美出口的供给弹性。研究表明美国的进出口规模均大幅下降，并且进口关税完全传递到含税进口价格上。随后，作者将前面估计的参数带入一般均衡模型，量化了2018年贸易战的整体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贸易战使美国进口商受损、出口商福利和关税收入增加，美国经济总福利损失72亿美元，约为GDP的0.04%。

本文相比于以往研究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以往大量文献通过实证和定量方法来研究贸易成本变化或外国冲击的影响(e.g., Eaton and Kortum 2002; Arkolakis, Costinot, and Rodrıguez-Clare 2012; Autor, Dorn, and Hanson 2013)，而本文关注到关税是2018年贸易战的政策工具，从而聚焦贸易政策，尤其是关税的影响。本文在研究贸易政策影响时利用跨部门关税的变化来评估对部门、公司或工人等的影响，并使用定量模型来模拟关税的总体影响。第二，与大量文献中所估计的不完全传递不同（e.g., Goldberg and Knetter 1997），本文指出进口关税具有完全传递的性质。尽管对关税的完全传递有多种假说（如随着时间的推移，持续的关税冲击最终将导致税前进口价格下降），其内在机制仍值得进一步讨论。

本文剩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和美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时间线；第三部分列出需求结构用以估计弹性，并讨论了识别策略；第四部分给出实证结果；第五部分基于一般均衡模型讨论关税的福利效应；第六部分为总结。

本文数据主要涵盖四个方面：

（1）来自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的法定进口关税月度面板数据。2018 年之前，USITC 在 1 月份发布年度“基线”关税表，并在 7 月份发布了修订后的关税表。相比之下，2018 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了 14 项时间表修订，反映了一系列快速的关税上调。由于处理的是月度数据，而美国及其贸易伙伴经常在本月中旬提高关税，所以在估计弹性时，需要根据关税增加生效的月份天数来衡量关税增加的规模。

（2）为构建报复性关税，作者使用世贸组织年度最惠国关税率数据库，将每个国家产品的报复性关税率计算为最惠国税率和已宣布的关税率变化之和，并遵循与我们用于进口关税相同的日期分配和关税调整规则。

（3）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的公开的月度进出口数据。对于进口，含税单位价值=含税价格/数量。由于我们无法获得外国海关数据，因此无法观察到美国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产品征收的关税收入，但是可以利用已经构建的报复性关税，令出口商品的含税单位价值=单位价值×（1+从价报复性关税税率）。

（4）国内部门产出数据。用美联储G17工业生产指数来衡量，具体包括生产者价格、进口价格和出口价格和劳工统计局PPI、MPI和XPI指数。

Table IA 组报告了受影响的进口的总范围，并显示美国进口关税针对12043 种不同的HS-10产品。面板显示未加权的月度HS-10国家平均法定关税税率，总关税税率计算为表格行值的贸易加权平均值。2017年，这些进口额为3030亿美元，占进口额的12.7%。平均法定税率从2.6%提高到16.6%。我们发现进口关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们对不同国家和产品具有歧视性。第一波加征关税始于2018年2月，而最大一批进口关税针对的是从中国进口的价值约2470亿美元的11207种进口产品，并将关税平均从3.0%提高到15.5%。

Table IB 小组报告了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产品征收的报复性关税。美国政府于3月23日宣布对铝和钢产品征收进口关税，并给予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豁免；但这些豁免于6月1日取消，所以，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对美国进行反制是在6月1日之后，而中国则是在4月到9月期间持续的和美国作斗争。

在Table II中，当目标产品的数量等于目标品类的数量所代表的就是进口关税只针对中国。从表中得到：首先，美国受保护最多的部门是初级金属、机械、计算机产品、电气设备和电器。这些部门包含很大份额的中间投入，在目标品类和产品中占很大份额，相对于大多数其他部门来说，它们的利润率大幅上升。其次，美国的贸易伙伴对不同的产品和部门征收报复性关税；在部门层面，进口关税和报复性关税之间的相关性为 0.46。最后，第(5)列显示，目标进口品类的平均关税增加在各部门之间是相似的，第(6)列表明部门内美国关税变化的标准差较低(通常为0)。

根据Johnson的观点，政府可以通过对缺乏弹性的外国出口供应部门征收更高的关税来实现国民收入最大化。但我们在2018 年贸易战中观察到的关税变化在各部门之间高度相似。

作者在图A.1中绘制了目标品类的关税变化分布图。可以发现，在贸易战期间，美国仅对目标品类实施了5种关税税率变化:10%、20%、25%、30%和 50%。几乎所有品类(99.8%)都受到 10%或25%关税变化的冲击。大多数报复性税率上调也集中在 10% 或 25%。这一系列的事实表明，无论是美国还是其贸易伙伴国国都不太可能受到贸易条件的驱动，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计关税变化会因部门而异。

下图A.2绘制了 2018 年平均部门级关税税率与外国出口供应弹性的关系， 并且揭示了负的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的关系。这种跨部门差异的缺乏也表明，关税变化不太可能是由特定部门的利益集团驱动的。

上述在品类层面的实证分析控制了产品和国家固定效应，因此不能考察国家或部门层面价格变化所产生的贸易条件效应。此外，这些计算没有考虑报复性关税的影响。 本部分将上述估计出的弹性与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结合起来，构建一般均衡模型，以预测关税导致的部门层面进出口价格的变化，进而量化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贸易条件效应和整体影响。

本文分析了2018年的贸易战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作者首先利用局部均衡下的简化型回归估计进出口弹性，结果表明征收关税后美国的税前进口价格和税前出口价格没有变化，这意味着关税完全传递给消费者。之后加入对贸易条件的考虑，建立一般均衡模型，量化贸易条件效应和整体影响。量化结果表明，美国的贸易条件会因进口关税而改善、因报复性关税而恶化；贸易战使美国进口商受损，出口商福利和关税收入增加，贸易战对美国经济总体造成了72亿美元损失，约占GDP的0.04%。

最后，作者指出本篇文章仍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本文的分析不包括对最终消费者支付的零售价格的分析；其次，不考虑贸易政策不确定的影响；第三，本文的框架不允许外国的工资水平发生变化；最后，本文仅仅研究短期影响，没有考察贸易战的长期影响，这些将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