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中央到地方的高度重视下，中国稳外资取得显著成绩。面对全球经济增长趋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等不利因素冲击，中国扎实推进稳外资工作，引资规模不断扩大，引资结构日益优化，引资质量持续提升，为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作出了积极贡献。

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对中国引资突破的肯定，更是对未来再攀高峰的期许。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依法保护外商投资权益，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要求，“更大力度促进外资稳存量、扩增量”。

梳理当前中国吸收外资的总体趋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永进在接受国际商报记者采访时将其概括为“1退3进”。

“具体而言，‘1退’指的是外资正在退出部分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原因是机器人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3进’指的是外资在能源、信息技术产业和数据密集型产业正在加速进场。”王永进认为，这一趋势主要由政策性因素和技术性因素合力引导而来。政策性因素包括共建“一带一路”、实施RCEP等，技术性因素则是指数字技术革命。“数字技术的关键生产要素包括能源和数据。生产要素的变化使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动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在王永进看来，过去多年间，外资企业在华投资兴业主要看重的是引资政策和包括劳动力、土地在内的廉价生产要素。“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外资企业更为看重能源和数据，这也是中西部地区外商投资不断增长的关键因素。除此之外，超大规模的市场、完备的工业体系、丰富的人才资源、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等构成的引资综合优势的不断强化，也是中国成功吸引外资的重要基础条件。”王永进说。

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也为中国吸引外资工作带来了新机遇和新挑战。在王永进看来，机遇是可以利用外资企业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进一步优化引资结构，积极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节能环保、科技创新等领域；挑战则在于一些地方在引资过程中缺乏风险意识。“在数字经济时代，很多产业中‘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需要重新考虑。比如，随着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让渡市场意味着让渡数据，让渡数据则有可能丧失技术甚至是埋下安全隐患。对于这个问题，需要中央层面制定政策，协调地方政府步调一致。”

谈及中国如何在数字经济时代更好地吸引外资，王永进认为应一分为二地看：部分产业应继续鼓励和支持外资进入，特别是关键技术和零部件制造相关产业应继续加强引资。以汽车行业为例，目前中国汽车制造业的瓶颈多集中在上游研发和基础制造部分，优势则主要为下游制造，应鼓励外资企业在上游环节与中国企业合资合作，为中国夯实先进的工业基础助力赋能。

“同时，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一些领域的引资须有所限制，特别是在密集使用数据的产业，应对外资企业的数据采集和使用行为采取一定程度的限制。”王永进如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