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2月17日下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云鹰读书会在圆阶305教室“数字经济与贸易科研训练：理论”课堂上顺利进行，本次读书会由2021级本科生徐舒畅、吴雨桐同学展示Kenneth Arrow的论文“Economic Welfare and the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for Invention”, 1962，由国际经济贸易系何秋谷老师跟进指导。

创新被认为是新信息的创造过程。从福利经济学的观点，用于创新的资源配置依赖于信息本身的特性。同时这种配置也和市场结构有关系。对于竞争中可能无法实现资源的最优分配的问题，有三个经典的原因：不可分性、不可占用性和不确定性。在作者看来，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有关不确定性下资源的最优分配理论却很少得到关注。作者总结了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的正式的理论并指出信息的关键概念，研究了信息作为商品的经济特征，特别是作为信息生产过程的创新的经济特征。

在不确定性下，一个商品的生产可以被描述为商品期权向量。在此，用农业生产来举例说明：如果降雨量好，就丰收小麦；如果降雨量不好，则对应小麦产量很低。【商品期权是购买者应对风险的一种金融商品。期权是未来的某种权利，现在付出一笔钱（权利金），未来某个时间权利按照约定行权。】

假设不确定性只发生在生产关系中，生产者必须对投入作出决定，但无法预测准确的产出。

首先描绘一个理想的经济方案，其中分配问题可以通过竞争来解决，然后指出现实世界中一些近似于这个方案的情况。

假设有一个面向所有商品的理想的市场。在每个市场上通过期权进行交易：如果某个确定的状态发生，对应着买方支付一个价格，卖方交付一个给定的商品数量。公司知道它的产出的所有状态以及发生的概率，并根据每个状态制造并销售期权。消费者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的收入来购买商品期权而不直接购买商品。

此时，商品期权市场达到了均衡，并且这种均衡与确定性下的竞争均衡具有完全相同的帕累托最优性质，风险分摊也实现了最优分配。

但是，这种理想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所以介绍第二种经济模式。

每个公司无法出售期权。具体来说，每个公司首先做出投入决策，然后生产风险发生，获得一个产出（比如干旱发生，水稻产量很低）。随后，厂商制定一个价格，市场出清。

这种模式中无法实现最优分配，原因如下：首先，公司及其所有者将要承担不确定带来的损失（比如干旱时，水稻公司会赔的血本无归）。其次，高风险企业会面临投资不足的问题。

类似的，个人无法购买针对不确定性的保护同样会导致福利损失，比如个人无法购买保险。

事实上，已经出现了一些制度性的安排，以减轻风险承担的问题。通过对自然状态下注实现风险转移就是一个重要方案。

这里通过保险和证券的例子来说明。

保险是通过对自然状态下注的风险转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比如每个学生都会购买的学生平安险，如果学生在学校里发生意外保险公司就会进行相应赔付。这里进行的就是通过购买保险来实现风险转移【同学举例】。可以预见的是，如果对任何可想象的事件都有保险，那么将实现风险承担的最优分配。

在发生风险转移方面，更重要的是证券，特别是普通股和货币。通过在不同的公司之间自由转移他们的专有利益，个人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押注于不同的自然状态，而这种自然状态对公司有利。并且通过持有现金和做空的替代方案，这种为许多突发事件投保的自由得到增强。但是，现实世界中的风险转移是不完全的，风险转移存在缺陷。其中的原因之一是道德因素。以火灾保险为例，火灾保险单的金额不能超过被保险货物的价值。从纯精算的角度来看，没有理由有这种限制。限制的原因是保险单改变了被保险人的激励，创造了纵火或至少是粗心的激励。而即使有仅限于所承保货物的价值的限制，保险也会削弱防火的动机。因此，任何保险单和一般任何转移风险的手段都可能产生减弱激励的效果。

不确定性通常会在资源分配中造成一个更微妙的问题——信息成为商品。

信息是有特殊性的。其一，信息存在壁垒。通常，企业家可以通过干中学获得经营信息和市场信息，没有这种机会的人很难获得这些知识。其二，信息通常具有经济价值，企业家可以通过信息获利。因此，可以预期的是信息将被交易。

信息被交易后，就会有信息的最优分配问题。传输给定信息体的成本通常非常低，最佳分配显然需要无限制地分发信息。但根据定义，给定的信息是不可分的商品，存在不可分性【如果一种商品有最小单位，在一单位以下会使其质量受到影响，则称该商品具有不可分性(indivisibility)，例如 一架飞机通常不会拆分成零件进行交易，这会导致失去飞机本身的功能】的情况下分配的经典问题——如果要实现最佳分配，信息所有者不应提取现有的经济价值；但他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垄断者，并将寻求利用这一事实。 

对信息的垄断者来说，在没有特殊法律保护的情况下，所有者不能简单地在公开市场出售信息。信息的垄断可以被轻易破坏，唯一有效的垄断将是由原始拥有人使用信息。然而，这不仅会导致效率低下，而且对信息的所有者也没有太大的用处。

在确定信息的需求方面也存在困难。直到购买者得到信息，他才知道它的价值，但随后他实际上是没有成本就获得了它。因此需要卖方保留使用信息的产权。但鉴于不完全的可用性(appropriability)，潜在买家将根据非最优标准做出购买信息的决定。例如，他可以根据过去的经验所揭示的该类信息的平均价值采取行动。信息对不同的经济主体具有不同的价值，容易导致以任何给定价格的非最优方式购买信息，即导致所购买信息的非最优分配。

从前面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传输信息的成本造成了分配困难。信息应该以边际成本传输，但这样就会存在上述需求困难。另一方面，从最优配置的角度看，采购行业将面临不可分性带来的问题，而购买者无法事先判断他所购买信息的价值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关于创新和研究过程的核心经济事实是，它们致力于信息的产生。根据信息的定义，创新必须是一个有风险的过程，因为输出永远无法从输入中完美预测。

由于创新是一个有风险的过程，因此在创新和研究活动上可能面临投资不足。特别是针对未能开发出理想的新产品或工艺的保险，可能无法获得投资。在私营企业中，尽量减少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由大公司专注创新工作，其中有许多项目正在进行，每个项目的规模与公司的净收入相比都很小。然后，该公司就充当了自己的保险公司。但显然，这只是一个不完美的解决方案。 

此时，资源分配的更深层次问题来自信息的性质。由于信息是一种具有特殊属性的商品，难以实现最优分配。首先，所获得的任何信息，比如一种新的生产方法，从福利的角度来看，都应该免费提供。但这在确保了信息的最佳利用的同时但无法对研究的投资提供任何激励。而在自由企业经济中，利用创新来创造产权来支持创新活动；准确地说，只要它成功了，信息就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因此，得出第一个结论：在自由企业经济中，盈利能力干预必然需要资源的非最优分配。第二个结论是，创新活动具有相互作用。信息不仅是创新的成果，它本身也可以作为创新的投入。将信息用于进一步研究比将其用于生产难度更大，且用于前者的信息与后者的相比，其价值更依赖于推测、更容易被低估。结果是，如果信息是收费的，需求将更可能低于最优。因此基础性研究更难以获得回报，因为它的成果只能被用于进一步研究。只有当其他公司不能使用该信息，它才具有商业价值，然而这会使创新活动的数量和效率下降。

前面的讨论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为使创新资源达到最优分配，需要政府和其他不受盈亏标准限制的机构资助创新研究。弥补私营经济造成的创新资源分配不足会产生两个问题：如何决定投入创新的资源数量？如何使它们的有效率？资源应当投入于创新直到预期的边际社会收益等其他用途的边际社会收益（即边际机会成本），但在不确定性下，计算边际收益是困难的。

可以参考军用领域研究的情况。经济关系的形式与通常市场上的大不相同。报酬与产品无关，是由成本决定的，而固定费用与两者均无关。这种安排似乎是对鼓励效率的原则的公然违抗，毫无疑问它的确导致了滥用，但深入考察显示出这种形式的必要性。第一，新合同的奖励依赖于过去的表现，因此并不是完全没有激励。第二，合同双方的关系比纯粹的市场关系更近，更类似专业服务的销售，其中卖家按约定提供的是他的最佳意见而非特定的成果。（这种服务的需求也从不确定性和信息价值中产生。）第三，按成果付费会给创新者带来极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他不能完全避免。

有必要进一步研究弥补的备选方法。例如，将合约报酬与创新成功的程度相关联。Hitch认为政府的分配存在偏差，特别是对有风险的创新过程，以及过度集中，尽管后者可由更好的政策弥补。

更进一步，可以提供必要设备的租用，促进个人发挥天赋进行创新，与企业或个人签订多种支付和激励的研究合同。其他组织，如行业资助的研究机构、政府和私人慈善组织，也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