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3月10日下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云鹰读书会在圆阶305教室“数字经贸科研训练：理论”课堂上顺利进行，本次读书会由2021级本科生王籽奇、孙振峰同学展示 Paul Romer 发表在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的论文“Idea gaps and object gap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1993，由国际经济贸易系何秋谷老师跟进指导，助教郑佳豪提供答疑。

对于发展中国家持续贫困的各种解释，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种是基于实物设施间的差距:国家贫穷是因为他们缺乏有价值的物品，如工厂、道路或者原材料。第二种观点强调了理念的差距:国家之所以贫穷，是因为其公民无法获得工业化国家的知识、思想、观念创造经济价值。这两种解释并非相互排斥，同一个发展中国家往往同时经历这两种差距。

区分这两个差距对于得出政策建议并不重要。无论哪一种观点，都支持法律体系、货币政策以及教育的进步，因为它们同时有助于缩小两种差距。然而，分别基于这两种差距的政策分析各有独到之处：实物差距强调储蓄和积累。理念鸿沟的概念则强调发展中国家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互动和交流。自然而然，它表明跨国公司可以扮演一个特殊的角色，成为让观念和思想跨国流动的管道。由于二者的内含不同，经济学家必须厘清理念鸿沟和实物差距的相对重要性，才能对发展政策提供全面的指导。

本文中所涉及的理念鸿沟不止老生常谈的技术差距，也包括更广泛的内涵。其中有对包装、营销、物流、库存控制、支付系统、信息系统、交易处理、质量控制和工人激励等无数见解。这些观念都在现代经济中价值创造起作用。

对两种差距的清晰认识使得经济学家们试图提供一个统一的框架，也就是把以这两种不同差距为特征的世界强行纳入一个概念框架。这个框架依赖于一个单一的差距指数，从而描述发展阶段。

本文首先概述了主流宏观经济学家似乎更擅长于处理实物而不是理念的原因。本文还认为，当宏观模型只将技术变化看作外生时，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拒绝正式建模的倾向可能是一种合理的临时策略，但继续拒绝正式建模可能最终限制这些经济学家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主流经济学家如果超越其对统计假设检验的狭隘关注，并明确利用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所能够利用的广泛证据，将受益匪浅。宏观经济数据中的相关性可以显示出可能影响的数量级，但永远无法解决关于因果关系的最重要问题。

本文提出的论点的本质是，要想就理念鸿沟的重要性达成共识，既需要主流经济学的抽象理论特征，也需要强调其他传统所具有的广泛的定性证据。

实物差距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实物有机会成本，因此，最近强调实物差距的研究给政策建议带来了悲观的基调。糟糕的政策可能被认为是以前储蓄失败的原因，但一旦政策障碍被消除，这种心理预期就会给那些希望更快增长的贫穷国家带来当前消费进一步减少的严峻前景。相比之下，理念鸿沟相对容易解决，理念没有机会成本。对持续贫困的理念鸿沟解释为快速发展的潜力提供了一幅更为乐观的图景。

对持续贫困的理念鸿沟解释也有影响发展政治经济学的阴暗面。理念贸易创造的巨额盈余，引发了如何分配盈余的难题。如果盈余分配不合理，可能会导致一个国家追求自给自足的策略，这对人民和国家来说，可能代价高昂。

本文不否认实物是重要的，但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证据，这些证据表明，世界范围内贫困的一个重要部分可能是由可以以相对较低的成本减少的理念鸿沟所带来的。此外，传播弥合差距的理念可以产生贸易收益，接受国和供应企业可以分享这些收益。

经济发展的理念鸿沟方法强调了一个乐观的事实，即世界工业化国家的人民已经掌握了为地球上每个人提供体面生活水平所需的知识。世界上最贫穷国家的公民如果能激励这些知识的持有者在本国使用这些知识，就能从这些知识中获得巨大的利益。

理念鸿沟所表明的对发展潜力的乐观看法，与少数快速增长经济体的经验是一致的。事实上，快速缩小的理念差距是解释这些巨大成功案例的最佳依据。但是，如果快速发展的潜力如此巨大，为什么贫困仍然如此普遍?有可能地方政府不提供市场交换所需的基本制度基础设施——例如，如果金融系统未能提供有效的支付系统或未能使借款人和贷款人匹配；有可能市场价格被不稳定的货币和汇率制度扭曲；有可能政府既不提供基本的实物基础设施，也不让私营部门提供；有可能，在极端情况下，产权是从枪杆子里出来的——这就使无法从理念和实物贸易中获得收益变得并不奇怪。面对这种政府的根本性失败，经济学家除了尽可能避免之外，几乎没有办法。

然而，还有一个阻碍成功发展的障碍是经济学家可以帮助解决的——即最贫穷的国家与发达国家打交道时面临的困难。

殖民主义的遗产之一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不愿与来自发达工业经济体的公司进行任何接触或交流。但对于一个至少有最低职能政府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最重要、最容易实施的政策之一就是鼓励外国公司缩小理念鸿沟，让他们从中获利。经济学家可以鼓励政府容忍或支持这一进程，方法是明确指出，当一个贫穷国家在与世界其他国家打交道时沉迷于自给自足和义愤填膺，就国内福利而言，代价是多么高昂。

要想获得世界其他地方的理念，部分可以通过世界工业化国家生产的资本品的畅通流动来实现。这些商品体现了许多新理念。但是，成功的开发还需要一种机制，以确保生产中使用的大量无实体理念的充分流动。因此，一个贫穷国家的政府可以通过创造一种经济环境来帮助其居民，当跨国公司从世界其他地方引进理念并将其与国内资源相结合时，这种经济环境可以为它们提供足够的回报。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外国直接投资、合资企业、营销和许可协议或与国内公司的许多其他正式或非正式安排来做到这一点。

还有其他机制可以利用非实体理念，不需要向跨国公司提供利润激励——例如，将学生送到国外接受高等教育，或激励具有特殊技能和知识的个人移民到经济体。政府还可以在基础设施、法律体系或一般教育水平方面进行重要的补充投资。但对于最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让跨国公司从理念的国际传播中获利，是减少使他们贫穷的理念鸿沟的最快和最可靠的方法。

本节回顾了经济学专业中形成理念和实物讨论的部分知识背景。其中有两大传统：主流和非主流。主流传统，又被成为新古典，重视实物的作用。本节还提到了发展经济学中一个更古老的强调理念的传统，这种传统非常不幸，将自己孤立于主流之外。本节还表明最近的反对者可能面临同样的命运。

理念和实物都有助于创造财富。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学家越来越依赖数学作为知识分子话语的语言。正如他们所做的那样，纯粹出于技术原因，实物优先于理念。实物本身很容易从凸机会集和价格竞争的角度进行分析。这让凸优化的所有数学机制发挥作用，包括数量和影子价格之间的暗示性对偶性。相比之下，理念在本质上与固定成本或非凸性相关，因此与价格接受不一致。理念的概念被忽视，因为数学上的凸性假设和价格接受的行为假设在经济推理中变得更加重要。

在企业或行业层面的马歇尔分析中，可以同时考虑竞争企业的价格接受行为和垄断者的价格制定行为。但是，当一般经济学家，尤其是宏观经济学家，把正式模型推到经济整体一般均衡的水平时，就没有办法保持这种对称性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只有在假设市场以完全竞争为特征的情况下，才能对整个经济进行数学描述。在二战后的30年里，在贸易理论(追随萨缪尔森)、增长理论(追随索洛)和福利经济学(追随阿罗和德布鲁)中，我们的理解都建立在完美市场价格接受的基础上。

随着后来可计算的完全竞争总量模型在经济史、发展规划和税收政策等领域问题上的应用，以及现代有效金融市场理论的发展，完全竞争价格接受模型几乎侵入了总量理论的所有重要领域。20世纪80年代，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将最后一个主要阻力——宏观经济波动纳入了具有完全竞争和价格接受的一般均衡理论的范畴。在此过程中，理念在总体模型中进一步退居幕后，因为它们内在的非凸性不利于从价格接受角度进行分析。正如对专利的微观经济分析所表明的那样，任何关于理念的生产和使用的经济模型都必须考虑到垄断力量的存在。

经济学家们继续认识到了发明和发现的重要性，但在完全竞争的模型中，只有当它是一种从外部冲击经济的外生力量时，它才能够被讨论。整整一代宏观经济学家开始不再把外生技术变革视为一种临时的理论支柱，而更多地把它视为对世界实际运行方式的一种可接受的描述。

在正式经济理论的发展过程中，竞争均衡理论不可避免地先于其他更复杂的总均衡概念发展出来。这项工作产生了大量有用的见解。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竞争均衡理论的惊人力量在劳动经济学中得到了最重要的体现。从技术上讲，人力资本理论之所以在分析上取得成功，正是因为它可以用为实物开发的经济工具进行研究。特别是，它不需要讨论垄断权力。但是，这一领域的发展不能用来帮助我们模拟理念，因为它并没有抓住理念经济学的本质方面。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1993a, 1993b)对一个持不同意见的分支所发生的事情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称之为“高度发展理论”。这一领域的研究始于罗森斯坦-罗丹(Rosenstein-Rodan)对“大推动”(1943)的描述。随着缪尔达尔的《经济理论与欠发达地区》(1957)和赫希曼的《经济发展战略》(1958)的出版，这一领域的研究达到了顶峰。而此后不久，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就失去了势头。高度发展理论并没有被拒绝，而是被简单地忽略了。

高度发展理论家无法用简单的模型形式化他们的见解，因为这些见解在基本方面依赖于非凸性和收益递增的一般均衡效应。在他们写作的时候，经济学家缺乏工具来构建一个可以表达这些影响的正式模型。但20世纪70年代在产业组织方面的研究出乎意料地导致了一种建模技术，这种技术可以让非凸性和垄断权力在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城市经济学和发展的总体模型中得到明确处理。使用这些工具，我们现在知道如何将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见解的精髓提炼成一个非常简单的正式模型。

既然高度发展理论家的逻辑已经被充分理解，那么很明显可以看出，他们的论点依赖于一个关键的、有问题的假设。大推动模型假设对一个国家生产的产品的需求只能来自该国的公民。高度发展理论家明显低估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人将他们的劳动与发达国家的技术结合起来并生产出可以在世界市场上销售的商品的潜力。

在主流经济学之外，或者至少不完全在主流经济学内部，存在着一种独立的、较新的知识传统。它的重点是技术研究。当主流经济学家采用技术变革是外生的假设时，这一领域的人就脱离了主流。本文的其他部分试图阐明一种明确的替代主流经济学的理论结构。这些努力中最有影响力的可以追溯到理查德·纳尔逊和西德尼·温特(1982)的工作。它强调一种渐进的经济分析方法，对市场结果的描述既不需要价格，也不需要明确的最大化。在这种多样的传统或传统集合中的工作不同于大多数主流分析，部分原因在于它将理念或发现置于分析框架的中心。

由于上面提到的将理念作为经济商品进行数学描述的困难(也由于进化理论家强调的另一个困难，即人们的计算和记忆能力有限)，这些传统中的理论工作主要依赖于纳尔逊和温特所说的“欣赏理论”，这种理论不那么抽象，更具有描述性，更接近实践和现实世界的背景。在这一传统下工作的经济学家避免，有时明确拒绝，正式的数学模型。

在所谓的经济发展欣赏理论中，一个核心概念是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其他地区的技术水平之间的差距。第二个概念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吸收能力。

这一理论的矛盾之处在于，技术差距提供了通过技术流动实现快速增长的机会，但吸收能力的下降使一个国家更难以利用这一机会。由于贫穷的发展中经济体通常会同时面临巨大的技术差距和较低的吸收能力，因此对初始收入水平和增长率之间相关性的预测是不明确的。

经济发展的欣赏理论的优势在于它具有真理的光环。如果一个人看一下不同国家的经验的详细证据，它的描述可以解释我们所看到的远比传统主流模型所提供的愿景要多，传统主流模型通常将技术视为纯粹的公共产品，而欣赏理论不同。欣赏理论的缺点是，它听起来也很像高度发展理论家的那种理论。如果这项工作继续与主流经济学的正式建模传统隔离开来，它也可能会被遗忘和忽视。

最终，要想作为一门学科取得进步，我们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发人深省的原创观点。我们可能需要详细了解这种机制是如何工作的。为了理解，我们必须能够剥离描述和模拟，并非常精确地了解整个系统的每个组件是如何工作的。特别是，仅仅对技术作一般性的描述是不够的。我们需要像对待我们更熟悉的物体的属性一样，对作为经济商品的理念的属性保持精确。特别是，我们需要明确这两种类型的商品有何不同。

最近关于内生增长理论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前景，有助于编纂来自欣赏发展理论的一些见解。内生增长理论在建模风格上显然属于主流传统——简单、抽象的数学模型，依赖于优化和预见。然而，它开始部分地向持不同意见的经济学家所宣扬的立场靠拢，因为它认识到理念在增长和发展中具有核心重要性。

第一轮内生增长模型依赖于马歇尔外部收益递增模型，避免了对垄断权力的明确承认。[参见Arrow (1962), Romer (1986)和 Lucas (1988)]。第二轮增长模型随后跃进到垄断竞争的均衡模型——也就是说，跃进到具有垄断力量和自由进入的模型。20世纪70年代理论产业组织的发展使这些模型成为可能。现在，专利、后市场力量、产品周期以及破坏他人利润的创新，终于可以重新回到总增长的讨论中。

这些第二轮或新熊彼特式的具有垄断力量的增长模型可能有助于弥合主流理论家和欣赏理论家之间的部分鸿沟。主流经济学家可能会开始观察世界，发现有意地产生和传播理念的努力在经济生活中无处不在。正如欣赏理论家一直声称的那样，是垄断力量(有时只是暂时的或部分的)推动了这些努力。欣赏理论家和进化经济学家可能会发现，一个简单的正式模型可以突出在更复杂的环境中被掩盖的关键问题。例如，形式模型表明，弱产权在逻辑上独立于非竞争或多重使用、理念的独特属性以及导致非凸性的属性。

下面引用正式工作所揭示的另外两个问题，现在很明显，一个理念的价值与使用它的市场范围成正比，因此技术变革的经济分析与市场规模和国际贸易问题密切相关。同样很明显的是，某些活动的社会边际产品和私人边际产品之间的差异不一定意味着溢出或产权不完整。这种差异可能完全由于垄断定价扭曲而在总体水平上产生。

关于理念的争论主要是新熊彼特学派(他们希望将理念引入增长理论，即使这意味着放弃完全竞争)和新古典学派(他们希望保留完全竞争，即使这意味着放弃资本和技术作为不同种类的生产投入之间的区别)之间的分歧。人们亟需进行实证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幸的是，到目前为止，主流的实证研究几乎没有提到理念的重要性。主要原因是：

（1）主流经济学家提倡正式的数学建模和正式的统计假设检验，但排挤了其他类型的理论和其他研究证据的方法，这样就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因为试图用宏观数据来证伪一个狭隘假设的固有缺点之一是，它鼓励了一种过于经典的统计推断方法。这样会在一组数据中，可以支持许多不同的确定假设，而拒绝替代假设的统计能力很弱，选择零假设和识别假设的自由就等于保证接受的自由。

（2）很少有统计证据可以收集到理念在经济上的作用

因此就有Mankiw等人(1992)和Barro、Mankiw和Sala-i-Martin(1992)认为，在横断面回归中观察到的初始收入与随后的增长呈负相关的趋势，可以解释为支持资本积累回报递减的新古典模型的证据。这类证据被解释为，经济学家可以在不明确承认理念和理念鸿沟存在的情况下思考发展问题，但这些证据几乎完全没有说明理念与实物的相对重要性。拒绝这一限制就是拒绝资本和理念步调一致的假设（理念和资本的独立变化）。这一发现与这样一个世界是完全一致的:理念很重要，但物质资本存量存在独立的变化。

作者观点：真正的挑战不是看我们是否能接受或拒绝使用孤立的少量证据的模型，而是看我们是否能得出合理的结论，使所有可用的证据都有意义。

作者推荐的研究方法：更自然的贝叶斯方法将对称地对待不同的假设，并在将后验概率附加到这些假设的过程中权衡所有可用的证据。

作者希望以一种更接近贝叶斯的方式评估所有的证据，根据每条数据的可靠性和精度，为其分配一个权重，并将其聚合起来，为不同的解释生成后验概率。这更接近探索性数据分析的精神，而不是严格的假设检验。作者举例，关于增长和技术的历史描述都引用孤立的事实和轶事，填补各种统计序列之间的空白，并提供识别信息，让人们对因果关系做出推断。

这些定性证据的累积说服力可能超过了经济学专业中所做的所有跨国回归和增长核算的效果。通常情况下，经济学家在定性证据和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形成一种信念，然后收集他们能找到的任何统计证据来支持它。例如，在货币经济学中，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信念似乎是由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安娜·施瓦茨(1963)的《美国货币史》和阅读报纸的某种结合决定的。所有使用货币和收入之间因果关系的正式检验的计量经济学工作似乎没有改变多少人的想法。

而我们对经济史、100年前生产状况和当前事件的了解，使我们毫无疑问地相信，理念、发现、和创新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且，从这些活动中产生的经济产品与普通物品有着根本的不同。

之后作者重点举了毛里求斯的例子说明生产理念跨国流动的决定因素在影响总体结果方面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例子说明，外国投资者对加工区和整个经济的成功至关重要，不是因为他们给该岛带来了财政资源，而是因为他们拥有的知识。其中一些知识是专门针对生产的，但大部分都与营销等问题有关。其次外国投资者的参与对直接成本(如税率和工资率)和与宏观经济不稳定和政治不稳定有关的间接成本都高度敏感。如果从宏观上看通胀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国内影响，可能很难证明为什么总增长会受到通胀率的很大影响。但是，如果来自外国人的理念流动对宏观经济不稳定(以及相关的政治不稳定)的看法很敏感，如果这些理念流动对增长很重要，那么宏观经济不稳定的巨大影响就更容易解释了。

作者之后进行回归来检验理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表1中的式 (1) 报告了一个使用最小解释变量集的标准跨国增长回归方程: 

这里的变量I代表通常的国民收入账户总投资衡量标准，变量 Sec代表 1960 年的中学入学率。这个等式是基于76个发展中经济体的样本估算出来的。为了与下面式 (2) 进行比较，本样本包括所有可获得变量数据和设备进口措施的国家。结果说明，投资额与中学入学率系数为正，初始收入系数为负。根据标准解释，β1 被解释为边际资本产量的度量。β2 为负值，即条件收敛的标准结果，通常被解释为资本回报递减的迹象。因此表明了客体差距在解释不同国家收入差异方面的重要性。因此，这些数据可以被解释为为新古典增长模式提供了支持，而理念的国际传播没有任何作用。

但表中的式(2)提供了对相同数据的补充观点。让EM代表机械和设备进口。在这里，它被用来衡量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其优点是可供相对较多的国家使用。回归的形式: 

该方程的估计值β1、β2和β3 为显著正估计值，β2为显著负估计值。对他们的解释与上面的解释相同。

但表中数据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中学入学率和设备进口占GDP份额的乘积是正系数。这与一个国家从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中获益的观点是一致的，与对发展的技术差距解释也是一致的。快速增长是获得外国技术和国内使用技术能力的结果，而技术的流动带动理念的发展。数据表明，中学入学率每增加 0.1，设备进口的隐含回报率就会增加6.5%，这一定程度上指出了理念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如果一个人纯粹通过拟合度的大小来判断，具有交叉项的式 (2) 将比式 (1) 更有优势，但这难以得出任何关于理念鸿沟与实物差距的明确结论。这两种回归的观点是，这种证据与只有实物差距的观点以及同时存在理念鸿沟与实物差距的观点是一致的。

 以前对跨国回归的许多解释的批判是，数据中没有任何东西会迫使那些想要相信实物差距模型的人放弃它。本节的重点是，人们可以有同样的理由声称，这些数据中没有任何东西会迫使那些想要相信理念鸿沟也很重要的人放弃这一立场。

本文提出了两个基本主张:贫穷国家存在理念鸿沟；主流宏观经济分析和其他不太正式的方法都对发展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这些主张暗示了未来研究的自然分工。例如，主流理论还没有提供一个简单的抽象模型，来显示脱离实体的想法，与设备无关的想法，是如何影响生产的。一旦做到了这一点，该理论就需要说明企业如何能够控制这种理念，并说明为什么企业的国际经营比保持距离的市场交易能更好地将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理想情况下，这项工作将有助于解释广泛而迅速增长的各种合资企业或合作安排，企业利用这些合资企业或合作安排交换理念或分担生产理念的风险。

他们可以尝试汇总所有不同的证据，并对与理念相关的经济交易的重要性做出某种定性评估。总水平回归将继续是进行全面定量评估的一种非常粗略的方法，因此其他这类估计将是有帮助的。其次，这些经济学家可以有选择地进一步推动对证据的分析，深入到最详细的微观经济层面。例如，完整地了解一套理念(例如，关于现代自行车生产)是如何从香港进入中国经济，然后稳步扩散到整个生产结构的，这在某种程度上与Rosenberg(1976)在美国早期对机床所做的工作类似，这将是非常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