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鹰读书会2023第18期(总第145期)
2023-05-092023年3月31日下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云鹰读书会在圆阶305教室“国际经济与贸易科研训练:实证”课堂上顺利进行,本次读书会由2021级本科生樊雅昕、吴致尧同学展示Rasmus Lentz and Dale T. Mortensen于2008年发表在 Econometrica的论文“An Empirical Model of Growth Through Product Innovation”,由国际经济贸易系 何秋谷 老师跟进指导,助教郑佳豪提供答疑。
特别鸣谢
本次云鹰读书会由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系友苏武康博士赞助支持
摘要
公司之间生产力的差异是巨大且持久的,但劳动力再分配作为总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的证据是不明确的。本文目的是估计一个通过创新实现增长的一般均衡模型,旨在识别和量化资源再分配在增长过程中的作用。本模型拓展了Klette和Kortum (2004) 建立的企业进化和增长的熊彼特理论,并扩展到允许企业的异质性。数据集是关于丹麦公司的面板数据,包括增加值、员工和工资的信息。模型拟合的很好。估计的模型表明,在每个行业中,生产力较高的公司增长得更快,从而在稳定状态下将生产力较低的公司挤出市场。这种选择效应占总增长的53%。
关键词:劳动生产率增长,员工再分配,企业动态,企业面板数据估计。
目录
一、引言
二、丹麦公司的数据
三、创造性破坏的均衡模型
3.1 偏好和技术
3.2中间产品价格
3.3 总增长率
3.4公司价值
3.5公司进入
3.6公司规模的稳态分布
3.7劳动力市场出清
3.8总增长率构成
3.9均衡
四、估计
4.1 丹麦公司的数据
4.2稳态下BHC的增长分解
4.3模型估计
4.4模型规格说明与拟合
4.5识别模拟结果
4.6估计结果
4.7模型拟合
4.7.1规模分布
4.7.2生产力和规模的相关性
4.7.3每个工人增加值分布
4.7.4稳健的增长率分布和退出风险
4.7.5增长率和规模(Gibrat定律)
4.7.6福斯特–霍尔特万格–克里桑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
4.7.7增长率和规模
4.7.8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分解
五、工人再分配和增长
六、总结与评价
一、简介
Bartelsman和Doms(2000)在他们基于长期的工厂和企业数据得出结论:生产单位、企业或企业之间的生产力分散程度很大。此外,任何公司的生产率分布都是高度持久的。尽管对生产力的企业异质性的解释尚未完全理解,但根据经济规律,它的存在将导致资源从利润较低的公司重新分配到利润更高的公司。
在本文中,作者量化了工人重新分配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是早期论文 Lentz和Mortensen(2005)的更丰富版本,同时建立了一般平衡解的存在性。该模型是Klette和Kortum (2004)的拓展,该模型本身建立在Grossman和Helpman(1991)、Aghion和Howitt(1992)的内生性增长模型之上。它的目的是捕捉由创造性破坏过程引起的重新分配对增长的影响。
在该模型中,最终的消费产出是由一个竞争部门使用差异化的连续的中间产品作为输入而产生的。作为现有公司和新进入者的研发(R&D)投资的结果,更高生产力或更高质量的各种中间产品类型会产生。当前版本的供应商具有基于前沿知识的垄断权力,并将价格设定在高于边际生产成本之上。随着新产品取代旧产品,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导致需要在不同活动中重新分配工人。企业在其所创造的中间产品和服务的预期生产力方面存在差异。本文模型有两个主要的经验含义。首先,一家更具创新性的公司,其产品所体现的质量提升更大,可以收取更高的价格,更有利可图,因此在创新上的投资更多,平均进入后增长相对较快。其次,公司增长率的类型条件期望与公司规模无关。
利用该模型的一般均衡,作者根据1992-1997年期间丹麦公司面板数据提供的增加值、员工数量和工资信息,通过间接推断方法估计参数。该模型是根据一些横截面和动态矩进行估计的,包括规模、生产力和企业增长分布的矩。这些数据不包含任何对公司创新活动的直接观察。在该模型中,创新活动决定了控制企业规模和生产力动态的随机过程。这些面板数据的矩和模型的结构允许对创新进行推断。利用专利数据,Balasubramanian和Sivadasan(2008)通过调查专利活动对企业规模和测量的生产力的直接影响,提供了支持Klette和Kortum (2004)创新和企业动态模型的证据。尽管专利数据是对企业增长的投资的狭隘反映,但专利活动可以被视为一种代理。
在作者的模型中,最终商品消费的总增长率等于中间投入的生产力增长率,按消费比例的加权平均。这一项可以按公司类型分解为进入者和现有者的净贡献。进入的净贡献是在每个时期内相对于退出市场的进入的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现有者的净贡献可以分解成两部分,旨在解释选择过程的结果与企业增长率和成活率的差异:第一,公司份额不变,仅有生产力变动带来的贡献;第二,选择效应,是稳态时公司份额和进入时份额之间的差异的贡献。因为一个更高产的公司类型增长得更快,它在稳定状态下的份额超过了进入时的份额,这意味着选择不同增速导致的选择效应对总生长速率有正贡献。事实上,我们估计的模型表明,净进入市场公司占总增长率的21%,其中53%可以归因于选择效应。
尽管模型中所有的生产力增长都与重新分配有关,但文章强调选择效应是增长的重要贡献,其来自于生产率更高的公司以牺牲生产力较低的公司为代价进行重新分配,从而增加其经济份额的程度。在该模型中,企业类型的不同在于产品质量改进分布有所不同。选择效应是通过生产力水平不同的企业类型的不同创新率来实现的(随机占优顺序)。如果所有的公司都面临着相同的产品质量改进分布,则它们会选择相同的创新率,那么选择效应为零。创新活动具有积极的溢出效应,所有公司都在同一质量前沿上创新,创新推动前沿向前发展。因此,虽然在我们的模型中,生产效率更高的公司平均产生了更大的质量改进,但所有公司都在同一边界上进行创新的事实意味着,在稳定状态下的高生产率和低生产率公司之间的平均生产率差异是恒定的。选择效应影响稳态增长率而非生产力水平,因为生产力更高的公司对质量增长的贡献更大。
二、丹麦公司数据
三、创造性破坏的均衡模型
众所周知,世界上的公司总计产生惊人的规模。在任何对企业规模和生产力之间关系的分析中,这一事实都不容忽视。此外,一个充分的理论必须考虑到公司的进入、退出和发展从而解释所观察到的规模分布。Klette和Kortum(2004)构建了一个企业产品创新和增长的随机模型,该模型与企业规模演变和分布的格式化事实相一致。该模型还具有性质:技术进步能节约劳动力。基于这些原因,作者在本文中继续采用他们的方法。
尽管Klette和Kortum (2004)考虑到了生产性的异质性,但企业生产力和增长是不相关的,因为在他们的模型中,增长的成本和收益都与企业生产力成比例。因此,允许企业增长和生产力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必要的,以图与本文从丹麦公司数据中发现的关系相一致。
3.1 偏好和技术
3.2 中间产品价格
3.3 总增长率
3.4 公司价值
3.5 公司进入
3.6 公司规模的稳态分布
3.7 劳动力市场出清
3.8 总增长率构成
3.9 均衡
四、估计
如果创造更高质量产品的能力是一种永久性的企业特征,那么企业盈利能力的差异就与企业所选择的产品创造率的差异有关。具体来说,盈利能力更强的公司增长速度更快,未来更有可能存活下来,而且平均会供应更多的产品。因此,当前每产品毛利和销售量之间应该存在跨公司的正相关。此外,工人从增长缓慢的公司重新分配到利润更高的增长迅速的公司将是总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因为增长更快的公司对增长的贡献也更大。
在这一节中,作者将证明,可以通过公司盈利能力的特定差异来解释丹麦公司的增加值、就业和支付的工资之间的关系。在对模型进行数据拟合的过程中,文章还得到了所有企业面临的创新函数的投资成本估计以及企业进入时生产率的抽样分布。
4.1 丹麦公司的数据
4.2 稳态下BHC的增长分解
4.3 模型估计
4.4 模型细节说明与拟合
4.5 识别模拟结果
4.6.估计结果
4.7 模型拟合
4.7.1.规模分布
4.7.2.生产力和规模的相关性
4.7.3.每个工人的增加值分布
4.7.4.稳健的增长率分布和退出风险
4.7.5.增长率和规模(Gibrat定律)
4.7.6.福斯特–霍尔特万格–克里桑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
五、工人再分配和增长
六、总结与评价
企业生产率和企业规模之间存在巨大而持久的差异。异质性诱导的工人再分配应该是总生产率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然而,基于 Baily, Hulten和Campbell(1992)增长分解发现,重要性重新分配作为增长来源的证据好坏参半。我们认为,BHC 增长分解没有正确识别资源再分配对生产率增长的稳态贡献。事实上,我们表明,其中跨公司类型的资源分布是平稳的模型暗示,在没有暂时噪声的情况下,分解的“之间”和“交叉”公司组成部分是零,无论真正的数据生成过程是什么。
在作者这个版本的模型中,通过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能够开发出高质量产品的公司有一种动机,即相对于每一批利润较低的公司而言,能够增长得更快。这一过程导致工人从利润较低的公司重新分配到利润较高的公司,这有助于总生产率的增长。此外,该模型与以下观察结果一致:就业规模与劳动生产率之间没有相关性,而在丹麦公司数据中观察到的增加值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正相关性。总体创造和销毁率估计为年增长率δ= 0.07, 因此,产品的隐含平均寿命约为 14 年。
我们将该模型用于 1992-1997 年期间的丹麦公司数据。参数估计是合理的,并且该模型提供了与数据的接头尺寸分布和动态力矩的良好拟合。尽管该模型符合Foster, Haltiwanger, 和Krizan(2001) 作为 BHC 增长修正头寸的变体,在一次反事实操作中,介于和交叉项消失了,在该操作中,纯粹暂时性的冲击和测量误差被设置为零。最后,估计模型还拟合了数据中规模与增长之间的负关系,尽管在理论层面上,它满足 Gibrat 定律,即企业的创新率与其规模无关。
我们模型中的所有增长都归因于再分配,也就是说,再资源必须从失去市场的企业流向提供更有生产力的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者。
我们将再分配成分分解为来自企业进入和退出的净贡献、企业类型选择效应和剩余。进入的净贡献是模型隐含贡献的21%。选择部分占增长的 53%,它抓住了以下事实的贡献:资源从增长缓慢的低生产力公司重新分配到快速增长的更有创造力的公司。
参考文献
[1] Foster, L., J. Haltiwanger, and C. Krizan (2001): “Aggregate Productivity Growth: Lessons From Microeconomic Evidence,” in New Developments in Productivity Analysis, ed. by C. R. Hulten, E. R. Dean, and M. J. Harper.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 Gibrat, R. (1931): Les Inégalités Économiques; Applications: Aux Inégalités des Richesses, À la Concentration des Entreprises, Aux Populations Des Villes, Aux Statistiques Des Familles, Etc. d'Une Loi Nouvelle, la Loi de l'Effet Proportionnel. Paris : Librairie du Recueil Sirey.
[3] Horowitz, J. L. (1998): “Bootstrap Methods for Covariance Structures,”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33, 39–61.
[4] Klette, T. J., and S. Kortum (2004): “Innovating Firms and Aggregate Innov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 986–1018.
[5] Lentz, R., and D. T. Mortensen (2005):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Worker Reallocation,”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46, 731–751.
下期预告
时间:2023年4月7日下午18:30-21:05
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经济学院圆阶305教室
论文:
Akcigit, Ufuk, Murat Alp Celik, and Jeremy Greenwood. Buy, keep, or sell: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market for ideas. Econometrica 84, no. 3 (2016): 943-984.
文稿:樊雅昕 吴致尧
编辑:刘书渊 程一然
审校:何秋谷
2023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