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璀璨如星的南开大学老一辈经济学者中，有一位谈吐儒雅、风度翩翩、治学严谨、淡泊名利的老先生，一直在默默的耕耘，为大洋洲和澳大利亚经济问题的研究和国际交流尽心竭力地贡献着自己的才智，赢得了广泛的声誉和敬仰，他就是殷汝祥教授。

殷汝祥1952年始任教于南开大学，先后在经济系、马列主义教研室、历史系、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贸易系从事经济研究和教学工作。殷汝祥教授是国内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的著名经济学者。曾任南开大学大洋洲研究室主任、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大洋洲经济研究会秘书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理事和亚洲太平洋学会理事、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学会副会长。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退休前为南开大学国经济贸易系教授。

殷汝祥祖籍山东黄县，出生于天津市。祖父殷寿民，行伍出身，曾任皖北镇守史，晚年在天津市区购置一3层小洋楼，以后便定居于此，紧邻国民党第29军军长宋哲元的寓所。父亲殷锺珊，曾任职安徽临淮海关。1928年农历6月13日，殷汝祥诞生在这座小洋楼里。父亲是独子，与祖父母共同生活，这个大家庭共有七口人，父亲、母亲、祖父及三个祖母。祖父对殷汝祥甚是溺爱，经常带他到附近的天华景戏院看戏。在学业上，祖父对殷汝祥要求亦是甚严，幼年即入读私塾。诵读唐诗、《龙文鞭影》、《板桥道情》，读时音韵铿锵。九岁始插班转入现代小学，开始接受正规教育，课余仍喜诵读五代、两宋之词，尤其喜爱南唐李煜词。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日侵略军进攻天津，7月29日数十架日机对天津总站、东车站、市政府、电话局、邮务总局及南开大学等地施行狂轰滥炸，7月30日天津沦陷。中小学及大学教育受到日军践踏，殷汝祥所在的大家庭一夜之间破落，亲历“亡国”家破之痛，没齿难忘。殷汝祥中学就读于天津工商附中，日本侵略者强制在校学生学习日语，强制学生上日本军训课，让学生练习拼刺刀。日本军人穿着军服、佩戴着军刀为学生上课。天津这座中国北方重镇，包括外国租界，事实上已沦为日本法西斯的殖民地。该校历史课教师张锦光（国民党党员）无辜被日军逮捕，还有多名师生被捕。日本投降后，由于国民党打内战，天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天津工商附中是一所法国教会办的学校，学制为初中三年，高中三年。殷汝祥的六年中学时光都是在此度过的。

1947年，殷汝祥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工商学院国际贸易系学习。在校期间，殷汝祥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尤其是经济史、贸易理论课程，均获满分成绩，深得老师的喜爱。殷汝祥不仅专业学习好，而且对文史兴趣浓厚，诗词书法功底深厚。他的小楷刚柔相济，奇正相错，骨肉匀称。1951年底毕业时，由于各方面表现出色，学院将殷汝祥留校，做系主任助理。天津工商学院在解放后更名为天津津沽大学。1952年国家高等院校调整时，天津工商学院一分为三：财经类学科并入南开大学；工科并入天津大学；文科并入河北大学。殷汝祥随学校调整转入南开大学经济系外贸教研室从事教学工作。

为了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1953年，南开大学派遣殷汝祥赴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进修两年，专业为中国革命史。中国人民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被誉为人文社会科学高等教育重镇。马列主义研究班的学员来自高校教师、机关和部队干部。学员住在简陋的灰色平房里，白天听大课，晚上小组讨论，一个小组有10个人左右，讨论时辩论非常激烈，小组大家一起吃饭，非常团结。朱德、徐特立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教育家都为学员做过报告。历史学家何干之主讲《中共党史》，哲学家萧前讲授《哲学》，俞明仁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清史专家戴逸讲授《中国近代史》、《联共党史》。

殷汝祥非常感慨地说：“人民大学的学习，对自己的影响最大，不仅获得了广博的专业知识，而且培养了自己革命的人生观和正确的世界观。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成为自己终身的座右铭。”

殷汝祥在回忆中国革命史班时作诗一首：

1955年自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进修结业后，殷汝祥回到南开大学，在马列主义教研室、历史系从事过几年教学，讲授过哲学和中共党史等课程。后回到经济系和经济研究所从事经济研究与教学工作。在此期间，讲授政治经济学、国际投资学、国际关系学、大洋洲经济专题等课程。1987年经济研究所分设国际经济研究所及交通经济研究所。殷先生带着大洋洲经济方向的研究生转至国际经济系。殷先生潜心科研，一丝不苟，默默耕耘，在他身上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和儒雅之风。他对国内和南开大学在澳大利亚问题，特别是澳大利亚经济问题的研究上贡献良多，是南开大学大洋洲研究室、中国大洋洲经济研究会和南开大学大洋洲研究中心的重要创始人，享誉国内和澳大利亚学术界。

主持南开大学大洋洲研究室工作。对世界经济问题的研究是南开大学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1964年，根据国家关于加强我国对世界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研究的精神，政府有关部门对高等学校开展世界经济研究的地域范围做出具体部署，南开大学承担了开展大洋洲问题研究的任务，并且成立了大洋洲研究室。殷汝祥出任研究室主任。大洋洲研究室是我国高等学校内设立的第一个从事大洋洲问题研究特别是大洋洲经济问题的研究单位。1979年，南开大学恢复受文革影响而中断了的关于大洋洲的研究工作。在殷先生的倡导下，经济研究所加强了大洋洲资料室建设工作，购置了大批国外有关大洋洲研究的书籍及期刊。数年之后，大洋洲资料室的藏书及期刊数量居国内第一位。殷先生十分重视经济统计在研究中的基础作用，主持编印了《澳大利亚经济贸易统计资料》（上、下册）、《新西兰经济贸易统计资料》，上述两部经济贸易统计资料得到中央贸易部门的好评。殷先生还编印了《大洋洲研究》、《经济研究资料》（内部交流资料）。参与了《澳大利亚经济》（198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编著，这是国内高等学校编写的全面介绍澳大利亚经济的首部著作。

出任中国大洋洲经济研究会秘书长。1980年，在国内一些知名学者的呼应和支持下，为了将全国从事大洋洲问题的研究工作者组织起来，相互切磋交流，共同推动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决定成立中国大洋洲经济研究会，并将研究会的秘书处设在南开大学国际经济系的大洋洲研究中心（前身是大洋洲研究室）。殷汝祥教授出任研究会的秘书长。秘书处除组织举办中国大洋洲经济研究会的学术年会外，还编印《大洋洲研究通讯》供有关学术单位参考，以促进学术信息的交流。大洋洲经济研究会的成立受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有关部门的关注和重视。澳中理事会主席专门访问了大洋洲经济研究会，并邀请研究会的负责人赴澳大利亚进行学术访问。

出任南开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在澳中理事会和澳大利亚使馆的支持和帮助下，1992年12月，在原大洋洲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了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殷汝祥教授出任中心主任。殷先生说，提升中国关于澳大利亚的研究水平，需要一批研究专家，需要培养一大批研究人员，仅有几个人做研究是不够的。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成立后，殷先生组织其培养的研究生及其他方面的研究力量，编写出版了《澳大利亚研究文集》、《澳大利亚贸易指南》、《澳大利亚投资指南》、《澳大利亚金融知识》、《今日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历史年表》、《澳大利亚市场经济体制》，编译出版了《澳大利亚国际收支统计体系》等著作。此外还出编印出版了《澳大利亚研究》季刊（1992年至2002年）。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确立了南开大学在澳大利亚经济问题研究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1996年，南开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办了第五届中国澳大利亚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受到国内外专家好评。殷先生心胸宽广，积极支持国内其他大学开展澳大利亚研究。2009年，牡丹江师范学院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时，殷汝祥教授赠送了部分图书资料表达支持。

世界经济研究的先行参与者之一。南开经济研究所在世界经济，尤其是跨国公司研究方面，在国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殷汝祥教授与滕维藻教授、陈荫枋教授等合作开展跨国公司研究，参与了《跨国公司剖析》的撰写，该研究成果在国内具有开创性。殷汝祥教授长期从事世界经济方面的研究，著作有：《国外农业经济》、《当代南北经济关系》、《各国农业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国际市场大观》。大洋洲经济是世界经济密不可分的一部份，殷汝祥教授在大洋洲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著作：《澳大利亚研究文集》、《富饶的南方大陆》、《澳大利亚市场经济体制》（合著）。主要论文有：“澳大利亚的能源问题”、“战后澳大利亚矿业的发展”、“东亚危机对澳大利亚亚太战略的影响”等，其中“从东亚股汇风暴看APEC”一文被收入《中国财政金融大辞典》和《让历史告诉未来》（新华文献丛书）等书，并被《中国改革丛书》编委会评为一等奖。主要调研报告有：《美国经济问题研究》、《我国参加亚欧会议的战略意义》等。主编《澳大利亚研究（季刊）》和《大洋洲研究》，前者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收藏；后者被收入澳大利亚国家书目。编译出版了《澳大利亚缩略语词典》、校译出版《家庭在整体经济中的作用》，并参加《世界经济百科全书》、《亚太经贸事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经济史卷》以及《世界经济黄皮书》等工具书的撰写。

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在殷汝祥教授的主持下，南开大学在大洋洲和澳大利亚问题的研究上产生了重要的国内外影响，他是当之无愧的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1982年和1992年，殷汝祥教授受邀赴澳大利亚进行学术访问。1994年6月12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副总理布赖恩·豪及夫人访问南开大学，并参观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南开大学校长母国光等热情接待布赖恩·豪及夫人一行。在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殷汝祥向布赖恩·豪及夫人一行汇报了澳大利亚研究工作主要成果。

到南开大学访问的澳大利亚学界人士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校长约翰·克劳福德爵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副校长哈里斯教授、墨尔本理工大学副校长戴维·维尔莫斯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国家发展研究中心布赖恩·布罗根教授及阿得雷德大学华安德教授等。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长期以来对南开大学开展澳大利亚研究工作高度重视，对研究成果的出版提供资助。南开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非常感谢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多任大使都访问过南开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其中包括：费思棻、雷涛乐、邓安佑、郜若素、石励等。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文化参赞梅卓琳、博贝特、康丹等先后访问过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澳洲广播电台中文部主任龙约翰、编辑陆杨等到南开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做过采访。

殷汝祥教授作为老一辈经济学者，重道敬业，勤勉治学，谦虚谨慎，淡泊名利。他长期从事本科生政治经济学、国际投资学等专业课程教学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指导世界经济大洋洲经济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桃李满天下。

殷先生指导研究生，一是强调相关学术专著的阅读，二是强调对原始经济统计资料的“占有”。殷先生有时在经济研究所大洋洲资料室为研究生上专题课程，现场为研究生列出要读的书目，一次专题课开出的英文原版书单多达10本左右，要求研究生对前人的研究成果进行学习、消化、吸收。对原始经济统计资料的重视是经济研究所的传统，殷先生在此方面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做殷先生的学生，南开大学图书馆有关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统计方面的资料书籍基本上要看个遍。

殷先生治学崇尚严谨，对学生培养非常有耐心。凡是研究生送给他看的论文，无论长短，他都会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的看完，并进行批改。他要求研究生的论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文字差错、数据差错及引用差错。他对研究生提出：“论文的每一句话都要反复推敲，不能妄谈。”

有一次，殷先生在家为研究生上澳大利亚经济专题课，两位研究生争论起来，一位说澳大利亚人是懒惰的，另一位说是勤劳的。殷先生当时就指出，不能轻易下结论，要用事实和数据说话。他说，澳大利亚的劳工组织非常强大和发达，反对工人加班，雇主不敢让工人加班，要研究一下澳大利亚人的工作时间等才能下结论。后来这两位研究生研究发现：澳大利亚人工作时间较短，而且人口的劳动参与率较低。

为了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殷先生鼓励研究生在各类期刊发表论文。殷先生的一位研究生写了一篇澳大利亚贸易方面的论文，送给先生审阅，两天后当这位研究生取回论文时发现论文上被修改得密密麻麻。这位研究生深受感动，没有想到殷先生这么负责任，修改得这么细致，文字要求这么严格。在殷先生的精心指导下，该研究生几易其稿，论文最终公开发表。殷先生经常对研究生说：“文章如脸面，容不得斑点，一字入文章，九牛拔不出。”殷先生对科研工作认真严谨踏实的态度和精神，对学生的学习和工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殷先生鼓励学生开展创新研究，开拓新领域。弟子赵瑞安完成的《澳大利亚金融知识》（编著），弟子李荣林完成的《澳大利亚国际收支体系》（编译），弟子陆燕完成的《对外贸易实务》（编著），都具有一定的影响。

殷先生非常谦和，平易近人，对学生充满爱心。经常在家里为学生授课，遇到午饭或晚饭时间就留学生在家吃饭。即使没有课程，周末也经常请研究生到他家里做客，问寒问暖，询问有什么兴趣爱好，毕业后有什么志向。殷先生尊重学生自主择业。一位成绩优异的研究生即将毕业时，殷先生希望他留校从事研究工作，这位研究生说想从事些实际工作，殷先生不仅没有阻拦而且支持其到经济部门工作。

殷先生也有严肃的一面。一是论文必须过关。关于写论文，殷先生强调四个字：调、统、阅、思。即调查研究、统计分析、文献阅读、独立思考。二是外语必须过关。过不了这两关，就是过不了“导师关”，是不能毕业的。殷先生经常复印一些澳大利亚经济研究方面的国际学术论文让学生翻译，检验和促进研究生提高外语水平。一位研究生入学时英语听力、口语一般，经过艰苦的英语强化学习，后来英语水平非常出色。在校期间受到殷先生的严格要求，毕业后在工作上受益匪浅。有多位弟子翻译了国外经济贸易金融方面的著作。

殷先生有一个三口之家。妻子是南开经济研究所主管学生工作的行政管理人员，我们习惯称呼龙老师。早期，在南开学生的语言中有一个习惯，称教授为先生，称行政管理人员为老师。在经济研究所没有不认识龙老师的，龙老师成为了同学们共同认知的符号，一般学生并不知道她的全名--龙敬昭，但这一点不妨碍龙老师在经济研究所和经济学院的知名度。作为殷先生的弟子，有幸有更多机会见到龙老师，并能见识龙老师的厨艺。印象最深的是龙老师做的红烧带鱼，色香味俱佳，带着湖南菜特有的辣味，糖醋排骨也是一绝，色泽红润，脆酥香甜。

龙老师经常用带有湖南音调的普通话说：“所有学生都是我的孩子。”经济研究所的同学们都把龙老师当作慈祥的妈妈。

南开经济研究所具有重视社会经济实践调研的传统。上个世纪80年代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经济研究所要求研究生利用暑假到沿海对外开放城市及南方经济发达省市及农村进行调研。乘飞机在那时是个稀罕事，能够乘飞机去南方调研更是令人兴奋。一位研究生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龙老师的办公室，申请乘坐飞机去南方，龙老师问清调研的题目和时间安排后，语重心长地说：“乘坐飞机易，完成论文难，希望你能做出有价值的调研论文。”说完之后就在审批单上签了同意。这位同学第一次乘坐了飞机，在调研期间倍加努力，调研结束后写出了一份颇有新意的调研论文，并公开发表了。龙老师的慈爱中更多地蕴含着一种坚定认真的信念。

殷先生是如何认识龙老师并走到一起的，一直是一个谜。耄耋之年，两位老者由天津移至北京客居女儿家。一次在春节探望先生和师母时，斗胆问起了先生的恋爱故事。殷先生自豪地说，龙老师是他大学同校同专业低一级的同学，湘妹子，泼辣性格，运动健将，文艺活跃分子，在参加学校文艺活动时两人认识，终成眷属。龙敬昭湖南人，出生于长沙。父亲龙秉刚，年轻时以优异成绩考取官费留学日本，专业电机工程。学成后回国，是长沙颇有名气的电机工程师。祖父在农村拥有些土地，十分节俭，家庭剩余钱财主要用于供养子女读书。龙敬昭自幼好学，先入私塾，后入西式小学，初中高中均就读于湖南私立协均中学，由于战事，随学校辗转多处方完成学业。1948年高中毕业考取天津工商学院国际贸易系。1952年毕业后，分配至北京，先是在华北行政委员会工作，该委撤销后，转到商业部办公厅工作。在西单辟才胡同临时安家。1956年调入南开大学人事处工作。1965年南开大学成立留学生办公室，主要面对越南招生，为越南培养抗美战争急需的教员、干部及医院管理人才。龙敬昭任办公室副主任。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不久后留学生办公室被撤销，龙老师随殷先生一起被下放到天津南郊劳动改造。1971年因教学需要，殷先生回南开大学授课。直至1976年文革结束，龙老师才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负责研究生招生和研究生管理工作。20世纪80年代，南开经济研究所在国内经济改革理论创新及对外开放理论研究方面走在国内大学前列，经济类研究生招生人数亦名列前茅。龙老师经常深入学生宿舍，询问学生生活情况，鼓励学生参加各类文体活动。在篮球、足球、排球等比赛等活动中，经常能看到她为学生加油鼓劲的身影。

20世纪80年代，南开大学与加拿大约克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创造了有“国内留学”之美誉的“南开-约克模式”，龙老师凭借丰富的学生管理经验出色担任过培训班主任。从1985年起，受国务院特区办委托，南开大学连续举办了10多期对外开放城市领导干部培训班，简称“市长班”，为我国沿海开放城市培养了一大批高层次经营管理人才。龙老师是“市长班”的主要管理者之一。

殷先生与龙老师育有一女，名殷晓玲。与同龄人有三五个子女相比，他们生育的子女的确少了，但是他们培育的子女却是不计其数的。今天，我们领悟了龙老师那句“所有学生都是我的孩子”的真正含义！

殷先生的家庭是圆满的。恰如殷先生在其《学步集》“赠敬昭”中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