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见面，留有遗憾

  最后一次面见殷先生是在2019年的春节。我把《南开人物》的“殷汝祥：大洋洲经济学家”一章的初稿送给殷先生过目。当时殷先生和龙敬昭老师（我的师母）住在女儿在北京的家。见到殷先生，我感到非常亲切，他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腰杆还是那么直，只是已经坐在轮椅上了，在室内活动也是坐在轮椅上。见到我来，殷先生格外高兴，还是像过去一样那么热情，拉着我的手，轻声地问，“工作好吧，家里好吧”。我一一作答。看到殷先生和龙老师身体健康，我心里很高兴。我把书稿交给殷先生，并请他讲些和龙老师生活的故事。话匣子打开，殷先生自豪地介绍了他结识龙老师并步入婚姻殿堂的爱情和生活故事。这些故事，后来我就写入了前文的“家庭篇”。殷先生一直秉持谦虚谨慎的作风，他看完文稿后对我说：“小赵（殷先生一直这么称呼我），在介绍我的时候，你也应该说点不足和遗憾的的事。我对大洋洲经济研究有着深厚的感情，一直认为大洋洲经济研究有待挖掘的金矿，我只是做了些基础研究工作，一直缺乏一个有合力的研究团队集体攻关，这是我的一个遗憾。”在我告辞时，殷先生将他的新诗作《学步集》签名后作为新年礼物送给了我。这次见殷先生后，恰逢三年新冠疫情，很遗憾未能再探望恩师。

第一次见面，记忆犹新

  我第一次见殷先生是在1985年研究生入学考试面试的时候。面试地点在南开大学主楼经济研究所大洋洲经济研究室。当我进入研究室时，心里比较紧张，有些忐忑。殷先生可能看出了我紧张的情绪，并没有马上问面试中的专业问题，而是问我来天津路上辛苦不辛苦、家人情况等。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平静了下来。殷先生穿着一件白色短袖衬衣，言语平和，温文尔雅，顿时给人一种儒雅学者的印象。接下来殷先生问我学业上有什么长项，并从书架上取出一本英文原版书“Mixed Economy”让我读了其中一段。专业方面问了我有什么打算等问题。虽然只是第一次见面，却折射出殷先生为人谦和、做事精细的品德。我深感幸运，能遇到这么好的导师。入学后，殷先生定期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参加讨论、讲座、家宴等活动，并在这些活动中潜移默化引导我们如何学习，如何研究问题，如何写论文。从入学到毕业的三年时间里，殷先生在我们身上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师生之间的深厚感情也就是这样点点滴滴的时间堆积起来的。

毕业后见面，结硕果

  1988年毕业后，我到北京工作，工作单位是中国投资银行。1992年初我收到殷先生的一封来信，请我安排时间回南开一次。一个周末，我在毕业后首次回到熟悉的南开大学北村，敲开殷先生的家门。殷先生见到我高兴地说：“终于把你这个援军给盼来了”。这时龙老师热情地给我递过来一杯飘着淡淡香味的茶水说：“小赵赶快坐下，殷老师要给你布置作业了”。我有点受宠若惊，也不知所措。殷先生对我说：“有一个好消息，要在原大洋洲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澳中理事会和澳大利亚使馆都非常重视，研究任务艰巨，但是人手紧缺啊。成立澳大利亚研究中心后，计划出版澳大利亚研究丛书。你英文基础好，又在金融机构工作了这些年，请你承担澳大利亚金融的研究工作。”殷先生留的这个作业，在我的预料之中。因为在毕业前夕，殷先生表达过希望我留下来协助他做研究的想法。但是毕业时，殷先生还是尊重了我的工作选择。所以，对殷先生分配的研究工作，我当场表示尽全力完成任务。殷先生和我讨论了澳大利亚金融研究的总体思路和框架。中午，龙老师做了一桌地道的湖南菜，其中的红绕带鱼酸甜酥脆，味道鲜美，至今难忘。这次见面是短暂的，但后来成果是丰富的。

  殷先生组织各方力量分头进行澳大利亚投资、贸易、金融、统计、历史、旅游等专题研究。殷先生特别嘱咐我研究工作要基于官方原始材料，这样文章才能经得起推敲，才有学术价值。我负责的“澳大利亚金融”研究，当时国内没有中文资料，主要是在澳大利亚储备银行（即中央银行）官方资料的基础上完成的。当时没有电脑，都是手工文稿。我完成初稿后，殷先生通篇进行了审定。他在书稿上做的修改和圈点，字体工整，符号规范。《澳大利亚金融知识》作为殷先生主编的“澳大利亚研究丛书”的金融篇于1995年出版。1996年殷先生写信给我说：“澳大利亚丛书”获得了“好书奖”。

  殷汝祥教授虽然离开了我们，他求真务实的治学精神、谦虚谨慎的高尚品德却是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财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让我们一起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学习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