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鹰读书会2023第40期(总第167期)

202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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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鹰读书会2023第40期(总第16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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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16日晚上,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云鹰读书会在圆阶205教室“国际经济与贸易科研训练:实证”课堂上顺利进行,本次读书会由2021级本科生邓嘉琦、周子涵同学展示Haaland and Venables的论文Optimal trade policy with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rms,由国际经济贸易系冯笑老师跟进指导。

特别鸣谢

本次云鹰读书会由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系友苏武康博士赞助支持

摘 要

本文探讨了小型开放经济体两部门情形下的最优国内税收政策及贸易政策的制定,其中一部门为完全竞争,另一部门为垄断竞争且企业具有异质性。本文首先分别考察了国内垄断竞争部门能够灵活扩张或收缩,以及被限制为固定规模两种特殊情形下最优及次优政策的制定。在第一种情形下,国内补贴或进口关税可以使本国通过产品品种的增加实现社会福利的提升,并且这一收益随外国出口商的异质性而降低。在第二种情形下,国内税收或贸易政策的收益主要来自贸易条件效应。最后,本文还考察了一般情形下最优国内税收和贸易政策的制定及其影响本国福利的作用机制。综合而言,政策通过贸易条件效应和产品多样性效应两种途径影响社会福利,每种效应的相对重要性则取决于经济结构。


目录

1. 引言

2. 模型

3. 比较静态分析

4. MC部门劳动力供给完全弹性/完全无弹性下的最优/次优政策

5. 一般情形下的最优政策及关税效应分解

6. 结论及建议


01引言

  在开放经济中,什么样的国内税收和贸易政策组合能使本国福利最大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基于以下两种干预理由:一种是操纵贸易条件,另一种是减轻国内扭曲。而最优的税收和贸易政策组合,往往取决于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在以上两方面发挥作用。本文在一个两部门经济中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其中一部门为完全竞争,另一部门为垄断竞争且企业在生产率方面存在异质性——旨在通过确定市场均衡中低效率的根源并确定纠正这些低效率的政策,从而更好地理解具有这类特征的模型的福利经济学。

  本文的分析框架具有以下特点。首先,文章研究的是一个小型开放经济,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世界价格都是固定的,而是指世界其他国家的要素价格、企业数量以及相关价格指数和支出水平是恒定的(Demidova and Rodriguez-Clare,2009)。在此设定下,我们重点关注单边最优政策,即其他国家政策保持不变。

其次,文章的模型里包含了两个部门,一个是垄断竞争(以下简称MC),另一个是完全竞争(以下简称PC)。经济对政策的反应取决于劳动力可以在不同部门之间灵活性的转移。两种极端情形是,PC部门可以以固定工资释放劳动力(Krugman 1980, Venables 1982, Flam and Helpman 1987, Baldwin and Forslid 2010)或者PC部门有固定的劳动力需求(Demidova and Rodriguez-Clare 2009)。

  本文研究发现,从最优政策中获得的福利收益来自于两方面:一是降低垄断竞争(MC)扭曲,表现为市场供应产品种类的不足,因为企业无法捕捉到新产品增加所带来的消费者剩余。二是改善贸易条件(ToT)的可能性。一些相对价格是由小型开放经济假设确定的,而另一些——比如企业出口产品的价格——则是可以通过调整实现企业从国外市场获取的利润最大化。然而,根据经济的一般均衡结果,政策可能会带来国内工资的变化,这就产生了政策干预会影响ToT的观点。在两种机制的作用下,最优的国内税收政策为对国内市场销售予以补贴,并在某些情况下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这些政策的效果是将支出转移到MC行业。本文还提供了有效分解方法,使我们能够将关税的影响区分为降低垄断竞争扭曲和改善贸易条件两种效应。

  与本文相关的第一支文献是关注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最优贸易政策的制定。例如,Venables (1982, 1987), Flam and Helpman (1987) and Helpman and Krugman (1989)确定了积极政策的多样性和贸易条件的原因。此后,Demidova and Rodriguez-Clare (2009)和Felbermayr, Jung and Larch (2013)也考察了最优贸易政策的制定,前者着眼于小国情形下单一部门经济中的单边最优政策,后者将Demidova and Rodriguez-Clare model扩展到大国,并将最优关税与MC扭曲和ToT效应联系起来。

  与本文相关的第二只文献关注实际贸易壁垒减少所带来的影响。Baldwin and Forslid (2010) 在MC和PC行业的模型中研究了实际贸易壁垒变化的影响,并表明贸易自由化将产生“逆多样性”效应,这种效应也存在于本文中。然而,他们关于降低贸易壁垒提高福利的发现并不适用于关税,而适用于真正的壁垒。关于贸易收益的大量新文献也关注于实际的贸易壁垒。Arkolakis et al. (2012) 指出贸易弹性对一国贸易福利效应影响的重要性。Melitz and Redding (2014) 在此基础上,探究了贸易福利和双边自由化的贸易福利。这两种情况意味着不同的贸易弹性决定了贸易自由化的收益,并决定了最优的税收和贸易政策。


02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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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比较静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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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MC部门劳动力供给完全弹性/完全无弹性下的最优/次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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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MC部门劳动力供给完全弹性情形下的最优/次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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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C部门劳动力供应无弹性情形下的最优及次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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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一般情形下的最优政策及关税效应分解

到目前为止,文章的重点一直是推导出两种特殊情况下的最优税收公式。文章现在转向一般情况,并将确定推动政策的不同力量的相对重要性。5.1节将进口关税的福利效应分解为贸易条件效应和MC扭曲效应,5.2节将介绍一般情况下的最优政策。

5.1 关税效应的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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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一般情况下的最优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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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结论及建议

文章利用贸易理论的主力模型——CES的MC模型——推导出了特殊情况下和一般情况下的最优税收和贸易政策,从而得到了政策的基本论据。

文章得到的主要研究结论是,通过对企业国内销售的补贴或通过贸易税来支持国内MC部门会有潜在的收益。这些收益是由两种效应的组合驱动的,一个是数量效应,另一个是价格效应。数量效应产生于贸易政策与MC扭曲的相互作用,体现在支持国内产业能增加产品种类,降低垄断扭曲。价格效应是通过模型的一般均衡产生的,具体比如对MC部门的劳动力供应没有弹性时,支持MC部门就会提高工资,从而带来贸易条件的改善。异质生产力的存在使在国内市场销售的外国品种数量变为内生,外国反应变得更加具有价格弹性,从而缓和了结果。然而这种异质性并没有产生支持或反对政策干预的定性新论据。

在以前文献的基础上,文章做出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分解福利效应强调了背后的机制,并演示了一般均衡条件如何影响在贸易条件效应和种类效应之间的权衡。一般来说,MC部门可获得的劳动力供应越有弹性,品种效应就越会占主导地位。此外,文章的研究结果显示,尽管企业的异质性没有为政策干预提供定性的新论据,但最优税收或补贴的规模会受到影响。并且通过区分国内外的选择效应,文章明晰了外国公司的选择效应对国内市场产品品种的重要性。


参考文献

[1] Krugman, Paul R. (1980). “Scale Economies, Product Differentiation, and the Pattern of Trade,”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0:950-959.

[2] Melitz, M. (2003).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 Econometrica, 71:1695-1725.

[3] Haaland and Venables. (2018). “Optimal trade policy with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 and heterogeneous firm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02, 85-95.

[4] Prehn, Sören, & Brümmer, Bernhard. (2011). “’Distorted gravity: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revisited ; an application to an intermediate melitz model,” DARE Discussion Papers, 36(2), 154-166.



下期预告


时间:2023年10月23日晚上18:30-21:05

地点: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经济学院圆阶205教室

论文:

Melitz, M. J. , & Ottaviano, G. I. P. . (2008). “Market size, trade, and productivity,”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3), 985-985.


文稿:邓嘉琦  周子涵

编辑:冯双婷 程一然

审校:冯    笑

2023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