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鹰读书会2023第43期（总第17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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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云鹰读书会由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系友苏武康博士赞助支持

文中这种基于 IO 的相互关联视角既有优点也有缺点。缺点很明显，通过总结所有间接生产关系，并基于列昂提夫逆矩阵的分解不允许对所有顺序生产阶段进行逐步分析。优点同样也很突出：首先，文中基于列昂提夫系数的网络指标提供了生产网络联系程度的衡量标准，同时考虑了国家之间所有可能的联系，从而使全球模型中增加值流动的一般均衡分析变得可行。其次，文中提出的供需网络系数很容易根据国际IO数据库在不同时间点对多个国家和部门进行校准。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贸易自由化的标志性事件，人们普遍认为，它极大地改变了全球采购结构，并促进了与中国的生产网络的形成。

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中国出口的惊人增长伴随着国内增加值比率的下降，这表明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价值链。然而，到了21世纪初期，这一趋势发生了逆转，到2007年，国外增加值份额又回落至1996年的水平。有学者认为，这种趋势逆转至少部分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加工出口商和普通出口商的不对称影响有关。由于普通出口商的进口价格下降，但加工出口商的进口价格并未下降（中国的出口加工企业在入世前享受免税进口，进口关税保持为零），前者用国外增加值取代了国内增加值。生产成本的相应下降反过来又提高了它们作为中国加工企业的供应商相对于外国来源的竞争力，中国加工企业用国内投入替代了国外投入，从而使得自己产品的国内增加值份额增加。

中国各经济部门的 DVAR和 VAXR的变化模式证实了这一论点。如上图所示，国家层面 DVAR的增加（上图左上部分）是由加工部门（上图右上部分）推动的。普通出口商和服务生产商由于受益于更便宜的外国中间产品，他们的 DVAR下降。加工区VAXR的同时下降反过来又证明其出口中的额外国内增加值来自国内非加工企业。因此，中国国内生产商通过加工企业间接出口了更多的附加值，中国服务生产商VAXR的上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上图显示了外国来源增加值相对重要性的相应变化，以普通（上图左部分）和加工（上图右部分）电子行业为例，该图绘制了网络强度相对于 2000 年初始值的变化。可以看出，加工出口行业和普通出口行业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过二者生产网络联系程度的变化量都与生产网络联系程度的初始值显示出很强的相关性。在普通生产中，国内上游附加值越来越集中在最重要合作伙伴手中（按初始生产网络联系程度衡量）。相反，随着国内采购变得更加占主导地位，中国加工企业增加值越重要的外国来源国的份额下降越严重。

上图显示了从国外下游产业的角度来分析中国作为上游增加值来源地的相对重要性的结果。从上图可以发现，初始网络强度与距离呈强烈负相关，而网络强度的增长与初始水平呈正相关——这佐证了Baldwin和Lopez-Gonzalez(2015)提出的区域生产网络在国际生产共享中日益占据的主导地位的观点。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意味着与世贸组织所有贸易伙伴的关税削减，本文通过将其对所有其他国家的进出关税税率更改为 2007 年最惠国 (MFN) 税率来模拟中国加入 WTO（如果这些税率低于 2000 年的适用关税）。此外，本文选择 2007 年作为反事实年份，因为那时所有关税削减都已分阶段实施。

上表是本文的反事实实验结果。反事实分析预测，由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导致的相关关税削减，世界实际出口增长了3%（如表1第(1)栏所示）。最主要的推动力是中国出口增长43%，但阿根廷(61%)和巴西(24%)这两个对中国的出口关税下降幅度最大的国家也有着相当大的影响。靠近中国的国家以及美国、墨西哥和秘鲁的出口也出现了大幅增长。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大多数欧洲经济体产生了较小的积极甚至轻微的负面影响。而将中国经济细分来看，加工出口增幅仅为一般出口增幅的三分之一，与服务出口增幅类似。这与以下事实相符：与普通出口商相比，加工出口商并未从进口关税削减带来的投入成本下降中受益。

此外，结果显示，根据VAXR和DVAR的衡量，中国加入WTO刺激了除中国以外其他国家的生产碎片化。在世界范围内，VAXR(DVAR)下降了0.11（0.15）个百分点。较低的关税也刺激了普通出口商和服务行业企业的生产分散，其DVAR分别下降了4.1个百分点和1.1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加工企业选择了更具竞争力的国内投入，导致加工部门的DVAR上升了2.1个百分点，中国国内生产商和服务行业企业的VAXR上升。汇总到国家层面，研究发现中国的DVAR和VAXR均有所上升（分别为1.4个百分点和1.3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文章中的反事实预测在部分领域与现实结果差异很大。比如中国加入WTO只解释了世界VAXR和DVAR下降的约6%，这可能是因为反事实实验没有考虑由贸易成本变化以外的任何因素导致的世界GDP的增长或中国GDP的增长。至于中国的结构性变化，例如在增值流动模式中，与加入世贸组织相关的贸易成本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数据中观察到的变化，比如，在国家层面，关税的变化足以解释DVAR增加的94%；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也解释了附近国家以及阿根廷、巴西和美国的DVAR和VAXR实际变化的相当大的份额，更是正确预测了美国DVAR和VAXR的差异变化。同时我们也发现，从数量上讲，离中国越远，国家层面变量的实际发展得到解释的就越少。然而，在之后的稳健性分析中发现，在更细分的层面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模拟效果与许多国家的双边和部门贸易增加值格局的变化非常吻合。

接下来，文章使用Koopman等（2014）分解方法，分析中国加入WTO对其出口构成的影响。上表第（1）列显示了国内、国外、返回国内或重复计算的增加值在中国出口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将列（3）数据与列（2）的2000年至2007年实际数据进行比较，在此期间国内增加值相对于国外增加值更为重要，除了重复计算的增加值的份额外，反事实实验与实际情况产生了相同的变化。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给本国和其他大多数国家带来了福利收益。上表显示了受影响最积极（最消极)的5（3）个国家以及中国和美国的福利变化。中国是最大的赢家之一，在分析的64个国家中排名第二，尽管关税收入损失巨大（37%），预计的实际收入增长仍有1.4%。其他具有相当大积极影响的国家是中国的邻国，以及阿根廷和巴西。研究发现，对美国的福利影响积极但非常小。对12个国家，主要是欧洲的中等收入国家，以及非洲和美洲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存在很小的消极影响。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使中国生产商更容易获得中间投入品。关税变化的部门和双边异质性使得投入品供应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部门和全球的相互联系使得我们很难事先预测增加值流动如何随贸易成本变化而变化。本文利用对生产网络强度的测度来回答哪些国家和部门加强了与中国生产联系的问题：

在供应网络上的反事实变化表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可以解释涉及中国的供应网络结构的关键趋势。定性地说，文中的反事实实验能够复现出口加工和普通生产部门的采购结构的差异变化，以及中国在不同最终品生产地点的上游增加值份额的相对变化。上图显示了所有中国的下游行业在出口加工（深灰色点）和普通加工（浅灰色点）中的实际变化与反事实变化的关系。对于中国80%的出口行业，该模型正确地区分了正变化和负变化，也很好地再现了加工出口商变化的相对次序。

接下来聚焦到其他设备和电子行业，并描述了我们对中国在不同国家中的这些行业加工的上游增加值所占份额的预测情况（如上图所示）。黑点对应于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影响最大的10个国家的实际工资变化。研究发现实际变化与预测变化呈正相关，受中国加入WTO影响最大的国家尤其明显。反事实实验复现了数据中观察到的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构建情况。但是，请注意坐标轴上的不同比例，这表明反事实变化在质量上与模式匹配，但在数量上并不匹配。

模型中所描述的NTB效应是冰山交易成本的变化。在反事实的实验中，为了结果的稳健性，作者除了削减关税外，还改变了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成本。本文运行了两次模拟，一次包括所有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的所有成本效应，另一次包括不积极和显著的影响的NTB效应（如下表所示）。下表中的(b)行和(c)行分别显示了全球总量和中国及其细分市场的出口增长和DVAR变化的结果。总之，仅关税和关税兼NTB情景的预测在定性上相似，但NTB情景在定量方面能更好解释了观察到的变化。

文章还分析了关于贸易弹性校准的稳健性。文章主要参考Caliendo&Parro (2015)的方法，假定在国家行业双重固定效应下关税对于贸易流是外生性的。现存的文献为贸易成本弹性提供了充足的估计方法，参考Broda&Wyueinstein（2006）的方法，使用Egger等（2012）估计的商品贸易弹性（6.98）、服务贸易弹性（4.96）以及被学界普遍使用的行业弹性（5），进行了产品层面的估计。下表中第(d)-(f)行列出了这些稳健性结果。定性方面，结果显示在以上所有模型校准下产生了与文章的主要结果（a）相同的中国行业层面DVAR变化；定量方面，使用Broda&Weinstein (2006)、Egger等（2012）估计的弹性以及更简单的总弹性为5的估计得到的结果((d)~(f))与基准结果均一致。总的来说，这些稳健性检验表明，贸易弹性的精确校准对结果没有本质影响。

为了突出加工部门的作用，从反事实基准开始模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其中加工部门不享受免税进口。为此，本文首先引入与中国其他部门一样的加工部门进口关税来模拟新的基线，对。下表中的第(g)行显示了从2000年实际基线到反事实基线的反事实变化。研究发现，对加工环节征收进口关税会阻碍生产碎片化。从这个新的基线开始，模拟中国加入WTO，研究发现，如果没有加工区的关税优惠待遇，中国加入WTO也会刺激中国的生产碎片化，中国所有行业和整体的DVAR都在下降。

为了正确看待中国入世的模拟结果，我们对2000年至2007年间贸易成本和其他观察到的外生变量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额外的实验。下表总结了以世界整体与中国的贸易增长、 DVAR 变化以及中国实际收入增长为重点的模拟结果。为了进行比较，(a) 行重复了实际的变化。

除了基线分析外，作者还将 2000 年至 2007 年间的数据作为基准，对比了不同情景下的模拟结果，包括：

（1）零关税世界，即所有国家和部门的关税都为零。（b行）

（2）实际的关税变化，即考虑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关税削减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关税协定。（c,d行）

（3）运输成本变化，即考虑了全球运输成本的降低。（e行）

（4）技术参数变化，即考虑了生产函数中增加值份额、最终产品需求部门构成和中间品需求部门构成的变化。（f,g行）

（5）盈余变化，即考虑了贸易顺差和库存变化的影响。（h行）

（6）所有观察到的外生变量变化，即将上述所有情景综合起来（i行）

作者主要关注了三个指标：贸易增长、国内增加值（DVA）比率和实际收入变化。结论如下：

（1）关税削减是全球生产碎片化的主要驱动力之一，虽然中国入世后的关税削减可以解释全球生产碎片化增加的约6%，但同期全球关税削减可以解释这一趋势的约77%。中国加工出口部门的 DVA 比率上升则是由于出口加工区的特殊政策，使得中国违背了全球趋势。

（2）技术参数和盈余的变化对全球贸易和生产碎片化也有重要影响，尤其是增加值份额的下降和贸易顺差的增长。这些变化导致了全球 DVA 比率的进一步下降，而生产率增长驱动的产出和贸易部门构成变化只起到了缓解作用。

（3）生产率的变化是中国和世界出口增长的主要来源之一，其中分别只有 36%和26%可以用可观察的外生变量来解释。中国入世带来的实际收入增长（1.4%）超过了全球运输成本和关税削减带来的收益。中国因所有观察到的贸易政策变化（包括其加入世贸组织）而获得的实际收入增长达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