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中国对外贸易自由化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中国内部经济一体化也有着显著的发展，各省之间的贸易增长超过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中国国内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但在21世纪初，中国很多政策的实施使中国产生了较高的人口迁移成本（Poncet 2006；Cai, Park, and Zhao 2008）和国内贸易成本（Young 2000， Poncet 2005），此后，中国政府进行了政策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致力于降低迁移成本和国内贸易成本，使得中国总体生产率显著增长（Zhu 2012）。那么，这些政策实施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本文使用了一个定量框架来回答这个问题。

本文的定量分析框架建立在国际贸易研究的最新发展之上，建立了一个多国多区域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考虑区域内劳动力迁移。继Ahlfeldt等人（2015）和 Redding（2016）之后，本文首次将国内贸易和劳动力迁移引入 Eaton and Kortum（2002）模型，假定每个劳动力对不同区域部门存在异质性偏好，同时考虑迁移过程中产生成本，并将土地集体所有权纳入理论模型（这是中国使移民困难的一个重要制度特征）。尽管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包含上述丰富和现实的特征，但该模型仍然在分析上易于处理，并可以很容易地用于定量分析。

本文的研究至少与两类文献有关。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文献将国际贸易与各国内部劳动力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联系起来，如Cosar和Fajgelbaum（2016）；DixCarneiro and Kovak（2017）；Allen and Arkolakis（2014）；Redding （2016）以及Caliendo, Dvorkin, and Parro(forthcoming）。有些学者探讨了内部迁移成本，如Morten and Oliveira（2018）和Bryan and Morten(forthcoming）；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内部贸易成本，如 Ghani, Goswami, and Kerr（2016）；还有一些文章是贸易对内部迁移影响的实证研究，如McCaig and Pavcnik（2018）对越南的研究、Aguayo-Téllez, Muendler, and Poole（2010）以及Hering and Paillacar（2016）对巴西的研究。还有大量的城市经济学文献研究了国际贸易在改变一个国家内企业和要素空间分布方面的作用，如Hanson（1998）。然而，对中国内部贸易和国内移民扩张的研究工作较少。

另一方面，近年来关于宏观经济增长的文献强调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异是跨国收入巨大差异的关键来源（Klenow and RodríguezClare 1997， Hall and Jones 1999， Caselli 2005），而投入品的资源误置是贫穷国家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低的重要原因（Banerjee and Duflo 2005；Restuccia and Rogerson 2008；Hsieh and Klenow 2009；Bartelsman, Haltiwanger, and Scarpetta 2013）。对此，本文探究了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资金分配不当的具体来源，这是Restuccia and Rogerson（2013）强调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Brandt、Tombe和Zhu（2013）使用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来量化中国劳动力跨空间流动和资本分配不当导致的全要素生产力损失，但分配不当的原因没有建模分析。相比之下，我们在模型中将贸易和迁移成本设定为错误分配的特定来源。Ngai, Pissarides, and Wang（forthcoming）探究了户籍制度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他们的分析是建立在一个更总体的水平上，缺少对跨空间的贸易和迁移的详细模型设定。Caliendo, Parro, and Tsyvinski（2017）探究了具有投入-产出联系的世界经济中内部和外部扭曲的影响，也发现内部扭曲的影响比国际扭曲要大得多。

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构建贸易和迁移的一般均衡模型；第三节利用模型测算移民和贸易成本；第四节、第五节基于实证结果分析迁移和贸易成本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评估进一步改革的潜在收益；第六节为研究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