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和区域的空间结构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如土地的可用性、当地公共物品的可用性等。其中一些因素，如有限的土地供应或交通拥堵，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分散；其他因素，如公共产品的提供或生产的规模效应，则推动了集聚。

本文则尝试通过构造一个具有两个地区的模型，探讨有限的土地供应和生产的规模效益两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下是如何影响城市集聚的。其中，生产的规模效益导致城市集聚，有限的土地供应则会导致分散。尽管此前对每一种离心力和向心力都已经分别进行了研究，但尚未有研究将二者结合起来。而本文的结合则可以带来一些新的见解，特别是产生一些有趣的均衡结果：研究表明，一种均衡的情况是经济分散，地区的人口与住房的数量成正比；另一种均衡的情况是经济集聚，即使两地区住房数量相等，一个地区的人口也远多于另一个地区的人口。并且，本文的模型还可以说明制造业产品支出份额，替代弹性，及运输成本共同决定出现前者还是后者的均衡。

区域结构是多种作用力共同决定的。城市经济学家们在过往的研究中引入了一系列向心作用力和离心作用力。本文的模型中向心作用力是差异化产品，离心作用力是住房。为检验本文结果是否能对不同种类的作用力保持稳健，这一部分将把原模型中差异化产品部门替换为具有外部规模经济的完全竞争部门，证明了模型的结论不受作用力种类改变的影响。

这里的均衡状态与本文原本的模型相似，事实上，这两个模型有相似的驱动力。当人们更关心住房时，人们将选择人口较少、住房较大的区域，这一点上两个模型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外部规模经济导致了人口的集中。而原模型中，替代弹性影响着一个地区的规模经济：事实上，个体选择在某地区工作，就为该地区提供了更多样化的产品，毕竟商品数量与人口数量成正比。所以较小的替代弹性会产生较大的外部规模经济，最终较小替代弹性下表现出与较大规模经济时相近的结果。 

Krugman(1991)首次构建了由一个向心作用力和一个离心作用力共同决定区域结构的模型，本文模型也受其启发。其模型中同样存在一种同质产品：农产品。本文和Krugman(1991)在同质产品的设定上主要存在两方面的差别：

（a）同质产品的流动性不同：Krugman(1991)假定同质产品（农产品）可以跨地区自由流动；本文假定同质产品（住房）不能在地区间流动。

（b）同质产品部门收入的去向不同：在Krugman(1991)中，同质产品所有者只在本地消费；在本文中，同质产品的收入提高了两个地区的消费。

不同的假设导致结果上的差异。Krugman(1991)表明，差异化产品运输成本较小时，相对效用随地区人口增加而增加，此时存在两个稳定的均衡，即人口全部集中于某一个地区。

这一结果与本文中模型的结果正好相反。本文模型中，较小的t导致如图1所示的散居，较大的t导致如图2所示的集聚。而Krugman(1991)的模型表明，较大的t可能会导致散居，较小的t导致集聚。

为探究两模型的哪一个区别导致了结果差异，本文构建一个新的模型，保持第二章节模型其它假设不变，保留与Krugman(1991)模型关于同质产品定义的差异（同质产品仍为住房），并将两地区人口分为三个类别：可自由移动的制造业工人，在地区1居住和消费并持有地区1住房的人，以及在地区2居住和消费并持有地区2住房的人。

根据调整后的模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同质产品流动性的差别才是导致本文与Krugman(1991)模型得出相反结论的原因。

Krugman(1991)构建了一种新的区域结构分析框架，区域结构由具有运输成本的差异化产品带来的向心力和区域特异性需求带来的离心力共同决定。这一框架适合解释具有农业和制造业部门的经济。

本文提供了另一个由一种向心力和一种离心力决定区域结构的模型。本文的同质产品部门为住房，可以在区域内交易但不能跨区域交易，因而产生了区域特异性供给，这一框架更加适用于城市经济学研究。

Krugman(1991)模型中低运输成本导致聚集，高运输成本导致分散。本文模型的结果正好相反：高运输成本导致聚集，低运输成本导致分散。不同框架的驱动力不同，其结论适用于不同情形。

本文深入分析了少数几个特征，未来的研究可以将空间布局、通勤成本、拥堵等区域和城市经济学的标准元素纳入模型，以增加其解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