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而言，新时期的贸易风险叠加效应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多种风险因素并存。首先，在逆全球化思潮影响下，地缘政治冲突与贸易保护主义导致的贸易摩擦已严重影响到国际贸易的稳定、有序运行，贸易不确定性成为困扰进出口企业正常经营的重要因素。其次，各种新型贸易风险与其他领域国际经济风险同时存在，并与国际贸易壁垒风险共同加剧了当前国际贸易运行环境的不确定性。例如，绿色壁垒已成为现代国际贸易运行中的新风险来源，也对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新的挑战。碳关税对绿色壁垒下的国际贸易运行成本与竞争能力产生深远影响，不同贸易伙伴国与行业征收碳关税的行为差异将会成为新的贸易不确定性来源。此外，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之间历来存在密切的交织作用，一国健康、高效的金融体系为企业参与国际贸易提供了便利的融资支持，为缓解出口企业通常面临的资金约束提供了重要的外部融资保障，金融环境稳定对于维持全球贸易稳定运行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频繁发生的金融风险事件也加剧了国际贸易运行风险，尤其2022年以来美联储的新一轮加息周期通过货币政策跨国扩散，对其他国家的金融市场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是多种风险作用交织。由于当前国际经济运行环境风险构成因素的多元化，多种风险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联动关系，不仅显著影响了国际贸易的运行秩序，还深刻改变了一国内部的产业结构、贸易利益以及长期经济发展趋势。例如，国际金融风险不仅直接影响国际贸易，还通过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作用于贸易伙伴国的货币市场、融资成本及流动性，影响其他国家的投融资决策、生产行为与供应链稳定性。同时，国际经济风险往往与国内经济环境及运行秩序紧密交织，共同决定了贸易风险的传递效果与防御能力。完善、健康的营商环境有助于吸引外商投资与推动贸易发展，也对有效应对国际贸易风险冲击形成了重要的内部屏障与环境支撑。从贸易风险防范而言，一国既可能受益于良好的营商环境，也可能因相对滞后的营商环境建设而遭受更为严重的风险损失。

当今国际贸易呈现出风险叠加的新特征，源于国际贸易分工格局的两个基本新趋势。一方面，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日益复杂化。在这一网络式生产链条中，来自不同国家的企业依据各自比较优势，分别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组装加工、市场销售等环节提供增值服务，形成全球性的价值链布局。价值链分工体系是决定当今各国经济运行与贸易往来关系的关键所在，也深刻改变了微观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与经营模式。然而，在一个分工有序、运行有效的价值链分工体系中，不同国家通过上下游行业之间的紧密合作充分享受国际分工便利的同时，也会加剧各国企业生产组织过程中的互相依赖与关系黏性。近年来，“卡脖子”技术的重要性、“断供”风险的存在，都提醒我们来自上游供应商的决策调整将对下游行业生产造成难以预计的干扰与损失。

另一方面，国际贸易关系格局日益网络化。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化，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日益呈现出网络化特征。间接贸易关系的广泛存在，意味着即使两国没有直接贸易关系，也会通过贸易网络节点的关联作用而产生相互影响，进而带来远端贸易网络的风险扩散。就风险防范意义而言，国际贸易网络意味着一国不仅需要关注自身的贸易关系调整，还要高度关注贸易伙伴国的贸易环境动态变化，从而及时应对间接贸易风险冲击。同时，贸易网络地位对贸易风险防范发挥着关键作用。与位于国际贸易网络边缘地带的国家相比，处于中心位置的国家虽能拥有更多的国际市场信息、建立更为广泛的贸易关系，但也更易遭受贸易网络局部风险的冲击蔓延：任何来自贸易网络的间接风险都将汇聚至贸易中心国家，使其面临贸易风险叠加的剧烈冲击。

不管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复杂化，还是国际贸易关系格局的网络化，贸易风险叠加这一新特征的出现都给我国企业参与国际分工带来了严峻挑战，必须构建有别于应对传统贸易风险的防范机制与措施。

首先，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国内市场优势防范国际贸易风险。国内市场优势并非单纯降低对出口贸易的依赖性，而是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之间建立有效的联通与互动，从而更好地发挥规模经济优势。国内市场只有形成了运行有效的完备市场体系与商业规则环境，才能为企业参与出口竞争提供真正的市场根基。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发展视角更能深刻理解国内营商环境的重要性，成熟良好、开放合作的营商环境不仅是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与公平竞争的关键，还对我国企业深度参与全球分工、有效防范国际贸易风险具有重要意义，更是维系良好的国际经贸关系、建立更加公平公正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有力保障。

其次，加强国际贸易网络动态跟踪，进一步夯实区域经济合作。由于国际贸易网络化演变趋势，我们更应加强对整个国际贸易网络分布特点、贸易位置、节点关系等特征的全局性跟踪，科学评估这一复杂网络中的风险传递方向与冲击幅度，尤其是那些更为隐蔽、难以直接预见的远端贸易网络关系变动，更好防范化解间接贸易关联带来的风险冲击。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国际贸易网络风险敞口的动态调整，及时更新重点贸易伙伴国与关键行业网络地位信息，积极应对国际贸易网络“中心—边缘”位置调整对风险防范的影响。此外，构建多元化的贸易伙伴关系也具有重要作用，这就要求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为桥梁和纽带，主动对标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有针对性地开展多样化的区域经济合作，进而深度融入全球贸易网络体系。

最后，加强新业态新模式下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国际贸易风险防范。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及我国制度型开放的稳步推进，以跨境电商为代表的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成为引领全球贸易发展的新生力量，以及我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就大国企业参与价值链分工而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联通的微观基础是企业在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之间的分工权衡和有效互动，通过两大价值链的对接与整合构建双重嵌入模式。因此，我国企业需要在不同价值链之间选择合理的位置分工，充分利用新技术带来的业态革新机遇，提升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分工地位与增加值，从而构建能够有效应对贸易风险叠加的开放新格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南开大学新闻网

编辑：冯双婷 程一然

审校：彭支伟

2024年4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