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文中，作者回顾了有关美国商业活力下降及其影响的文献，并提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来分析这种下降的趋势和潜在原因。首先作者描述了一个内生加价、创新和竞争的理论框架，推导结果表明，知识扩散的下降可以解释与商业活力下降相关的典型事实。接下来，作者探讨了总增长的变化。它们是由两种相反效果的力量决定的:激励效应，即知识扩散下降会刺激势均力敌的企业创新而对总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构成效应，即知识扩散下降会导致市场集中度增加而对总增长产生消极的影响。

过去几十年来，美国的商业活力一直在放缓。最近的多项研究显示了美国商业活力下降的各个方面。现有的文献或多或少一致认为，美国的商业活力普遍减弱。然而，几乎没有达成一致关于这些经验趋势的根本原因，并且这些趋势大多是孤立地讨论的。在本文中，作者用新的增长理论来阐明这一讨论。

为了更好地理解美国商业活力下降的驱动因素，作者首先在一个统一的理论模型中分析了有现象的实证趋势，该模型允许对文献中提出的替代解释进行定量分析。这些实证趋势如下:

(1)市场集中度提高。

(2)加价增加了。

(3)利润占GDP比重提高。

(4)劳动产出占比下降。

(5)市场集中度与劳动份额呈负相关。

(6)前沿企业与落后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

(7)企业进入率和年轻企业在经济活动中的份额下降。

(8)工作岗位的重新分配和流失已经放缓。

(9)企业增长率的离散度下降了。

(10)生产率增速下降。

事实1:市场集中度提高了。

正如Autor等人(2017a, b)所记录的那样，美国经济的市场集中度一直在上升。图1展示了每个行业中最大的前4名和前20名公司所占销售额比例的趋势，而由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衡量的集中度也显示了类似的结果，其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总体的趋势是提高的。

事实2:加价增加了。

加价是指企业在销售产品或服务时对其价格进行增加，以获取额外的利润或覆盖其他费用的行为。这种行为通常是基于市场需求、竞争情况、成本结构和市场定位等因素进行决策的结果。

通过使用跨国数据，Calligaris、Criscuolo和Marcolin(2018)发现，全球加价上升，数字密集型行业和其他行业之间的平均加价差距也在扩大。这一趋势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因为加价是市场能力和集中度的代表。

横轴代表时间，纵轴则为加价，由图可知，美国加价虽然存在一些波动，但总体是之间提高的，这一趋势受到了显著关注，因为加价被看作是是市场能力和集中度的代表，企业是否有能力进行加价取决于其在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包括产品或服务的独特性、品牌知名度、市场份额等。如果一个企业能够通过加价成功地推动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上涨，这意味着该企业具有一定的市场能力和议价权；而在高度竞争的市场中，企业通常难以通过加价来提高价格而不失去市场份额。因此，当某个市场出现加价现象时，可能暗示该市场存在一定程度的市场集中度，即少数几家主导企业能够通过加价来影响整个市场价格水平。

事实3:利润占GDP的比重增加了。

Gutisamurez和Philippon(2016)认为，以盈利能力衡量的行业内集中度较高与投资疲软有关。同时他们还探索了能够产生更高盈利能力和更低投资产出比的机制。Aghion等人(即将出版)探索了创新与美国最高收入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并展示了人均创新活动与产出利润份额之间紧密联系的证据。实线和虚线分别代表着税前和税后的GDP的利润份额，即国内生产总值中归公司、企业和个人所有的利润占GDP总量的比例，由图可知其波动幅度较大但是总体在不断提高。

事实4:劳动收入占比下降。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美国劳动收入占比在稳步下降。纵轴代表着工人收入占GDP的份额，总体是有随着时间而下降的趋势。

事实5:市场集中度和劳动份额呈负相关。

Autor等人(2017b)、Barkai(2017)、Eggertsson、Robbins和Wold(2018)都指出，劳动份额的下降与市场集中度的上升之间存在密切关系。随着全球化或新技术进步有利于生产率更高的公司，企业生产率水平与其劳动力使用之间出现了正相关关系。在市场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中，少数企业或者垄断/寡头企业掌握着主导地位，他们可能通过限制工资增长、削减福利待遇等方式来压低劳动力的报酬水平，从而导致劳动收入占比下降。在这方面，作者还提供了暗示性的证据，即行业水平的生产率(以每个工人的产出、每个工人的专利等衡量)与集中度(以20家最大公司累计销售额的比例衡量)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事实6:前沿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了。

如图6所示，前沿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的劳动生产率差距—以每个工人的实际增加值来衡量—一直在上升。前沿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扩大背后的潜在机制主要包括技术创新差距、人力资本差距、管理水平差距、资金和技术获取渠道限制以及市场竞争压力等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导致了企业活力下降，劳动生产率差距逐渐拉大。

该研究基于对劳动生产率水平最高的前5%的公司(前沿)与其他公司(落后)的跨国比较。在前沿企业和落后企业差异较大的行业，总生产率表现较弱。纵轴为平均化的劳动生产率，我们可以看出前沿公司与落后公司的生产率差距在逐渐增大。

事实7:企业进入率和年轻企业的经济份额下降。

美国商业活力下降的一个广泛争论的症状是企业进入率下降。

新机构进入率（图7右纵坐标）通常指的是新企业或新机构在某一特定市场或行业中的新增数量，通常以百分比或其他比率形式表示，这个指标更侧重于新企业的进入情况。

企业进入率（图7左纵坐标）指的是新企业在某一特定市场或行业中的新增数量，通常以百分比或其他比率形式表示，通常指的是新企业或新组织在某一市场或行业中的新增数量，衡量的是新企业的涌现和增长速度。由图可知其是具有逐渐下降的趋势的。     

事实8:工作再分配和流失率下降。

美国总工作再分配率(定义为创造和破坏工作的总和)的长期下降。“小于5年企业的就业份额”是一个描述性指标，用于衡量在某一特定市场或行业中由成立不到5年的企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所占比例，我们可以从图中看出其总体是在下降的。“工作再分配率”是一个经济学指标，用于衡量在一个特定经济体系或市场中的工作流动情况。这一指标表示在一定时间内，有多少工作岗位从一个雇主、行业或地区转移到另一个雇主、行业或地区,此指标的波动较大，但有下降的趋势。

事实9:企业增长率的分散性下降了。

随着年轻和高增长企业活动的下降，企业增长的离散度(以标准差或偏度衡量)也在下降。在2000年后，增长分散度的下降变得更加强烈，因为高科技行业的年轻企业活动开始失去动力，而这些行业最初表现出高度的增长分散度。企业增长率的分散性指的是在一个特定经济体系或行业内，不同企业之间增长率的差异程度。这种差异可以反映出市场中企业的发展情况和竞争格局。

高分散性意味着企业之间的增长率差异很大，有些企业可能实现了快速增长，而另一些可能增长缓慢甚至出现负增长。低分散性则表示各个企业的增长率比较接近，整个市场呈现出相对平稳的发展态势以标准差或偏度衡量也在下降。

事实10:生产率增长已经下降。

细实线显示了1980年前(1960-1980)和1980年后(1980-2011)经公用事业调整后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平均趋势增长率从前期的1.57%下降到后期的0.92%。相比之下，直线虚线将1980年之前的趋势延伸至90年代末。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一个结构性的低总增长，这与Fernald(2014)的预测相同。Brynjolfsson和McAfee(2014)以及Brynjolfsson、Rock和Syverson(2017)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扩散将促进未来的生产率增长。

已有文献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影响企业活力的潜在原因，通常侧重于商业动态的特定方面，包括人口变化、部门变化和法规等。在本节中，作者总结了这些可能的候选对象。

经济的结构性变化，Karahan、Pugsley和sjoahin(2016)认为，“人口”变化是美国创业精神下降的主要驱动因素。随着“婴儿潮”一代的结束，美国劳动力增长率的放缓导致了工资的上涨，进而导致了企业入职率的下降。

专注于就业流动，Decker等人(2018)认为，活力下降背后的罪魁祸首是企业对冲击的反应能力下降，而不是结构性的。他们认为，响应性的下降可能反映了就业调整余地的困难，这可能取决于多种因素。较低的工人流动性可能反映了广泛的职业许可实践或就业保护法规的抑制作用。

同时最近的一些研究也分析了经济中劳动份额的下降，作者认为，超级明星公司的市场力量，表现在更高的利润率和利润率上，一直在上升，并且与产出的劳动力份额呈负相关。同样，Barkai(2017)也发现了集中度较高与劳动力(和资本)份额较低之间的联系。16,17市场集中度上升的一个潜在驱动因素可能是新技术的性质以及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通常是大型和专有的)数据和隐性知识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数字化、对数据的依赖和隐性知识的使用会以阻碍技术从前沿企业向落后企业扩散的方式有利于大型、生产率更高的企业。Bessen(2017)发现，以销售比率衡量的行业集中度与ICT使用的行业水平强度密切相关。Autor等人(2017b)发现证据表明，通过专利引用速度衡量的产业集中度与较慢的技术扩散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例如，Grullon、Larkin和Michaely(2017)发现，2000年后，在更集中的市场中，美国公司拥有更多的专利，也拥有更多的有价值的专利，作者认为这表明这些行业的进入壁垒更高。

监管可能是企业之间技术扩散降低的另一个驱动因素，从而导致更高的市场集中度。Andrews、Criscuolo和Gal(2016)认为，缺乏有利于竞争和广泛的产品市场改革，加剧了2000年后经合组织经济体零售服务业前沿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不断扩大的生产率差距。Grullon, Larkin和Michaely(2017)发现了美国反垄断执法力度减弱的支持。

4.1 模型假设

首先，我们假设加价是内生的。更具体地说，领先企业可以收取的加价，以及由此产生的利润，取决于它对竞争对手的技术优势。企业投资研发是为了提高生产率，希望获得市场领导地位或增加利润。虽然竞争强度影响企业的创新努力，但企业的技术优势决定了它相对于竞争对手的相对地位，从而决定了它的加价和利润。

其次，现有两家现有的公司为争夺市场领导地位而竞争。这些企业以不同的劳动生产率生产相同的商品。因此，拥有更好技术的公司服务于市场。在水平部门中，两家公司的生产率相同，因此两家公司的市场份额相同，竞争最激烈；在不均衡部门，两家企业中的一家具有严格较高的生产率，并服务于整个市场。

最后，我们探索的一个关键是前沿企业和落后企业之间的知识扩散。在模型中，作者引入了外生赶超概率，使得落后者与领先者的技术差距缩小。在模型中，这一成本反映在前沿企业失去技术优势，从而失去市场领导地位的事实上。

首先，我们要明确关注知识扩散边际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事实6表明，前沿企业和落后企业的生产率表现存在差异，近年来，落后企业的落后程度甚至更高。虽然这可能是多种原因造成的，但Andrews、Criscuolo和Gal(2016)讨论的经验证据暗示了知识扩散的变化。

同时，在我们的互补研究Akcigit和Ates(2019)中，作者发现，在竞争的替代理论——进入成本的变化、公司税计划和研发税收激励——中，知识扩散强度的下降是唯一可以定性和定量解释所有观察到的趋势的边际。

接下来，我们关注可能导致知识扩散下降的四种渠道。

在某种程度上，隐性知识和大的专有数据在生产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隐性知识是指个体内部的、难以表述和传授的知识，通常与个体的经验、直觉和非正式学习有关。这种知识难以用语言明确描述或书面传达，通常需要通过实践、亲身体验和交流来获取和传递。在组织和企业中，隐性知识的共享和转化对于知识管理和创新非常重要。

老牌企业通过保护其依赖数据的过程，更能免受来自追随者公司的竞争。Bessen(2017)发现，以销售比率衡量的行业集中度与ICT使用的行业水平强度密切相关。Autor等人(2017b)发现证据表明，通过专利引用速度衡量的产业集中度与较慢的技术扩散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些发现反映了更好地适应新技术的公司可以获得相对于竞争对手更有利的地位，并可以获得超大的市场力量。

依赖数据的生产过程使大型和成熟的公司能够利用数据网络效应——更多的数据有助于它们有效地扩大客户群，从而产生更多有助于改善服务的数据，从而吸引更多的客户。由于数据交易很少，这些公司可以将数据保存在内部，从而限制了知识流向追随者或新进入的公司。

监管框架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知识的传播。Grullon, Larkin和Michaely(2017)强调了反垄断法执行力度的减弱，对大公司的适用变得更加宽松，同时随着大型企业集团手中活动的整合增加，它们可能会发现更容易捍卫自己的地盘，这大大减少了小企业向它们学习并赶上它们的机会。

第三种可能性是越来越多文献认为，知识来源的地理邻近性在知识扩散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利用来自其他公司的溢出效应的能力取决于与这些知识来源公司的地理接近程度，那么如果领导者的大部分经济活动都在国外进行，那么很自然地可以预期，从美国领导者到追随者的知识扩散会减少。这反过来又会抑制国内的知识流动。

第四种可能性是大公司通过创造专利丛林来使用专利保护。在某种程度上，这些密林被专门用于防御目的，它们可能会破坏追随者的活动，因为它们形成了，用夏皮罗(2001)的话来说，“一个密集的重叠知识产权网络，一个公司必须破解它，才能真正将新技术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