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4月25日下午，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云鹰读书会在圆阶205教室“国际经济与贸易科研训练：理论”课堂上顺利进行，本次读书会由2022级本科生庄晓萌、侯胤廷、时兴徐同学展示Trevor Tombe 和 Xiaodong Zhu的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论文“Trade, Migration, and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 2019，由经济学院李凝晖老师跟进指导，助教祁馨仪提供答疑。
特别鸣谢
本次云鹰读书会由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系友苏武康博士赞助支持
本文研究了国内商品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摩擦如何影响中国的总劳动生产率，构建了多国多区域的一般均衡模型，量化了贸易和迁移成本下降的影响。研究发现，2000年至2005年贸易成本和迁移成本下降使得劳动生产率提升36％，国内贸易和迁移成本的降低比国际贸易成本的降低更为重要。尽管出现了下降，但移民成本仍然很高，进一步改革的潜在收益很大。
1. 研究概述
2. 数据，事实，和粗略计算
3. 结构模型
4. 迁徙成本和贸易成本的测算
5. 定量分析
6. 进一步改革的潜在收益
7. 文章总结
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经济实现高速增长，中国对外贸易自由化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中国内部经济一体化也有着显著的发展，各省之间的贸易增长超过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中国国内的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也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但在21世纪初，中国仍存在较高的人口迁移成本（Poncet 2006；Cai, Park, and Zhao 2008）和国内贸易成本（Young 2000，Poncet 2005），此后，中国政府进行了政策改革和基础设施投资，致力于降低迁移成本和国内贸易成本，使得中国总体生产率显著增长（Zhu 2012）。那么，这些政策实施在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发挥了什么作用？本文使用了一个定量框架来回答这个问题。本文的定量分析框架建立在国际贸易研究的最新发展之上，建立了一个多国多区域的一般均衡模型，同时考虑区域内劳动力迁移。继Ahlfeldt等人（2015）和 Redding（2016）之后，本文将国内贸易和劳动力迁移引入 Eaton and Kortum（2002）模型，假定每个劳动力对不同区域部门存在异质性偏好，同时考虑迁移过程中产生成本，并将土地集体所有权（这是中国内部迁移困难的一个重要制度特征）纳入理论模型。尽管所构建的理论模型包含上述丰富和现实的特征，但该模型仍然在分析上易于处理，并可以很容易地用于定量分析。本文的研究至少与两类文献有关。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文献将国际贸易与各国内部劳动力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联系起来，如Cosar和Fajgelbaum（2016）。有些学者探讨了内部迁移成本，如Morten and Oliveira（2018）；也有一些学者探讨了内部贸易成本，如 Ghani, Goswami, and Kerr（2016）；还有一些文章是贸易对内部迁移影响的实证研究，如McCaig and Pavcnik（2018）对越南的研究。还有大量的城市经济学文献研究了国际贸易在改变一个国家内企业和要素空间分布方面的作用，如Hanson（1998）。然而，对中国内部贸易和国内迁移扩张的研究工作较少。另一方面，近年来关于宏观经济增长的文献强调了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差异是跨国收入巨大差异的关键来源（Klenow and RodríguezClare 1997， Hall and Jones 1999， Caselli 2005），而投入品的资源错配是贫穷国家全要素生产率（TFP）水平低的重要原因。对此，本文探究了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资源分配不当的具体来源，这是Restuccia and Rogerson（2013）强调的一个有价值的研究领域。Brandt、Tombe和Zhu（2013）使用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来量化中国劳动力跨空间流动和资本分配不当导致的全要素生产力损失，但分配不当的原因没有建模分析。相比之下，我们在模型中将贸易和迁移成本设定为错误分配的特定来源。Ngai, Pissarides, and Wang（forthcoming）探究了户籍制度对中国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他们的分析是建立在一个更总体的水平上，缺少对跨空间的贸易和迁移的详细模型设定。Caliendo, Parro, and Tsyvinski（2017）探究了具有投入-产出联系的世界经济中内部和外部扭曲的影响，也发现内部扭曲的影响比国际扭曲要大得多。本文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介绍数据、事实，并粗略计算人口迁移和贸易增长带来的收益；第三节构建贸易和迁移的一般均衡模型；第四节利用模型测算迁移和贸易成本；第五节、第六节分析迁移和贸易成本的变化对经济的影响、评估进一步改革的潜在收益；第七节为研究结论。
2.1收入空间分布
《中国统计年鉴》报告了中国各省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名义 GDP 和就业数据，本文将其汇总并分为农业和非农业部门数据。该年鉴还报告了各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本文将各地价格水平和消费者价格指数结合起来计算实际收入。
在图 2的 A 部分，本文绘制了 2000 年中国 30 个省份的实际人均 GDP。图 2的B部分中绘制了中国各省份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人均GDP，由图可知地区之间收入的巨大分散性，以及非农业部门的收入较高。
在2000年，个人想要改变户口类别（城市或农村）或所在地十分困难，即使取得了临时居住证，没有户口的农民工获得当地公共服务的机会有限，在医疗和子女教育方面的成本也高得多。本文使用 2000 年人口普査的 1%的样本和 2005 年 1%全国人口抽样调査(小普查)的 20%的样本作为本文的迁移数据来源。表1列出了 2000 年和 2005 年省际和省内迁移劳动力的总人数，以及他们在总就业人数中的份额。大部分省内迁移劳动力是农村到城市的迁移，他们拥有农业户口，但从事农业以外的工作。相较于2000年，2005年的跨省务工劳动力从2650万增长到4900万，省内跨部门工作的劳动力从9000万增长到1.2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和对外贸易自由化进程是众所周知的，但中国内部贸易自由化却鲜为人知，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2、2000年后，由于政策改革，国有部门的规模下降，地方政府参与市场保护的动机减小，贸易壁垒大幅下降。3、运输基础设施和物流系统的改善也有助于降低内部贸易成本。
(1) 估计出的迁移成本很大，与区域之间的距离密切相关；
(2) 特定群体的迁移成本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长；24岁以下居民的平均迁移成本为1.5左右；
(3) 2005年较2000年省内贸易、跨省贸易成本均减小，跨省迁移成本下降最多。
迁移成本下降可能原因为：（1）2003年的国家行政改革，简化了人口迁移的程序；（2）户籍制度改革，部分省份允许外来人口获得当地居住证；（3）在这一时期，中国对高速公路进行了大量投资。许多农村开始与高速公路相连接，使农村人口的迁移更加容易。
本文遵循Head and Ries(2001)计算贸易成本的方法，并基于Waugh(2010)假设贸易不对称是出口商特有的，估计得到贸易成本如下：对比2002年和2007年的估计结果，发现内部和外部平均贸易成本基本上都在下降。
基于2000年的初始均衡，固定贸易成本和生产力参数，将上一部分估计得到的迁移成本变化代入模型，并求解得到均衡结果的变化。结果如下：当迁移成本下降时，迁移人口急剧增加。随着迁移成本的下降，人口纷纷流入收入较高的地区，特别是沿海省份上海、天津、北京和广东。人口迁入省份的实际收入下降，由于这些地区是典型的富裕地区，因此地区收入差异显著下降（降幅近三分之一）。跨省迁移人数增加了约81%，其中大多数是农村到城市的农民工。在各省内，也出现了从农业到非农业的大规模迁移。全国农业劳动份额下降了3%。劳动力的大规模再分配有利于中国整体，人均实际GDP和福利分别增长了4.8%和11.1%。 这里4.8%的人均实际GDP收益小于之前粗略计算得到的10.8%的收益，因为土地作为固定要素和地区比较优势意味着迁移的收益递减。
固定迁移成本和生产力参数，将贸易成本的变化代入模型，求解均衡结果的变化：随着国内贸易成本的降低，国内贸易支出份额平均增加了9个百分点以上，而对国际生产商的支出份额下降了不到1个百分点。而较低的外部贸易成本则显示出相反的模式。内部贸易成本的降低导致了更少的劳动力生活在本省之外，跨省迁移人口的总量下降了1.8%（相当于大约50万劳动力）。内部贸易成本的降低不仅使得内陆地区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也减低了商品价格，由此产生的实际收入的增长意味着愿意迁移的劳动力比以前减少了。总劳动生产率和福利增长主要受益于内部贸易成本减小（提高11%以上）；外部贸易成本减小对两者作用小很多（分别提高4%和2.9%）。主要原因为初始贸易量的差异。中国大多数省份将较大份额的支出用来购买外省商品而不是外国商品，因此内部贸易成本的降低对福利的直接效应大于外部贸易成本的降低。这里内部贸易和外部贸易成本降低带来的人均实际GDP收益，大于之前粗略计算分别得到的4.9%和0.5%的收益，因为生产中的中间投入放大了这些收益。
对生产率参数进行校准，使得当贸易和迁移成本下降时，各省份部门的人均GDP数据与实际数据相符。可将经济增长拆分为四个部分：生产力的变化、内部贸易成本的降低、国际贸易成本的降低和人口迁移成本的降低。国内贸易和迁移成本减少的贡献约为28%，而国际贸易成本减少的贡献仅为8%。国内贸易成本和国内迁移成本的下降对中国GDP增长和福利的贡献大于国际贸易成本的下降。
以加拿大为参照，校准得到其农业和非农业贸易成本分别为94.9%和149.1；而中国在2007年相应的平均内部贸易成本分别为288.3%和167.0%。将中国的成本降低到加拿大的水平，且只更改内部贸易成本，保持其他固定，则实际GDP和福利可以进一步增加12.5%和16.3%。以美国为例，居住在其他出生地以外的人口比例约为三分之一，远远高于中国。考虑降低中国的迁移成本，使跨省迁移人口也达到三分之一。结果表明，如果跨省迁移比例达到美国的水平，中国的实际GDP和福利将分别增长12.8%和45.6%，中国还有进一步的迁移改革空间，并且由此获得巨大的潜在收益。在农村工作但户籍在城市的劳动力的比例从2.1%上升到10.9%，而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人口则从14.0%增加到19.1%。经过土地改革后，农业劳动力迁移至实际GDP较低省份的城市地区，而非实际GDP较高的省份，导致了全国总体实际GDP的下降。总体而言，省内迁移人口数量增加了近一倍，省际迁移人口数量增加了38%。因此，随着更多的劳动力迁移至他们偏好的地区，福利增长了11.8%。
2000年至2005年，中国经历了快速增长，同期中国政府进行的内部政策改革。研究发现，这些改革有助于降低了国内贸易和劳动力迁移的成本。基于以国内贸易、国际贸易和跨地区和部门的劳动力迁移为特征的一般均衡模型，本文量化了贸易和迁移成本的变化对中国总生产率增长和福利的影响。降低国内贸易和迁移成本贡献中国总劳动生产率增长的28%，而国际贸易成本的下降仅贡献8%。
尽管中国国内贸易成本和迁移成本有所下降，但仍然处于较高的位置，进一步自由化将获得巨大的收益，特别是在土地改革方面。作者研究表明，国内贸易自由化比国际贸易自由化产生更大的再分配效应。
[1]Trevor Tombe and Xiaodong Zhu. Trade, Migration, and Productivity: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9, 109(5): 1843–1872
[2]Eaton, Jonathan, and Samuel Kortum. 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 Econometrica 70.5 (2002): 1741-1779.
[3]Lulu Huang, Yuan Zhang, Congmin Zuo. 2023. City size and the employment of female migrant workers in the service sector: Evidence from urba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82, 102074.
[4]Kevin Donovan, Todd Schoellman. 2023. The role of labor market frictions in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60, 1-13.
文稿：庄晓萌、侯胤廷、时兴徐
编辑：吕宸慧 程一然
审校：李凝晖
2024年6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