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建立了一个空间均衡模型来量化存在贸易成本和迁移成本的时候，国际贸易对中国国内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作者采用中国的数据，发现国际贸易增加了具有相似技能的劳动力的区域间不平等和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区域内不平等，前者占总体不平等增加的75%。通过反事实分析，作者发现忽视国内贸易的摩擦将低估贸易对整体不平等的影响，高估贸易对总技能溢价的影响。基于模型，作者进一步研究内部贸易和户口制度改革如何影响国内经济以及国际贸易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空间均衡模型，量化了存在国内贸易成本以及迁移成本的情况下贸易的分配效应。作者集中回答了两个重要问题：首先，在存在国内贸易成本和迁移成本的情况下，国际贸易自由化如何影响国内不平等——包括具有相似技能水平劳动力的地区间不平等，以及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地区内不平等（技能溢价）。其次，许多发展中国家正在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和进行户口改革，以减少国内贸易成本和迁移成本。这些变化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福利以及国际贸易的分配效应？

本文在反事实分析部分回答了上述问题。首先，自由贸易比自给自足给中国带来的平均收益更高，然而收益的分配不均衡。技能维度上，高技能劳动力比低技能劳动力的受益更多，总体技能溢价增加，不平等程度增加。地理维度上，具有类似技能的劳动力，在沿海地区比内陆地区获得更多。总体不平等在国际贸易自由化后增加6.8%，其中，地理维度占主导，解释了总体不平等增加的 75%，而技能维度解释了25%。

其次，国内市场的改革和基建投资将使贸易成本降低，平均总体福利提升，由于内陆地区高技能劳动力获得机器设备机会增加，技能溢价上升，区域内不平等导致总体不平等小幅上升。户口改革会使总体平均福利上升，降低迁移成本，便于劳动力流动，使得区域间不平等大幅下降。但其对技能的影响是中性的，基本不影响技能溢价。同时进行贸易和户口改革使中国福利收益大幅增加。技能溢价受贸易改革影响将增长，整体的不平等受区域间不平等的下降主导将下降。

在研究的角度上，本文与贸易对不平等影响的论文有关。越来越多的文献开始关注国际贸易对于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如 Goldberg and Pavcnik (2007)，而本文从空间摩擦成本（迁移成本、贸易成本）和技能溢价等角度共同研究了贸易对分配的影响，其次本文的研究还表明无国内空间摩擦成本的模型会显著高估贸易对于技能溢价的影响，从而补充了现有的只关注技能溢价的研究，如Burstein、Cravino and Vogel (2013)。

同时，本文丰富了国际贸易对中国空间经济影响的研究。一些与中国空间经济有关的文献指出，在加入WTO后，随着国际贸易份额快速扩张，中国地区间的不平等迅速扩大可能与国内的贸易成本和迁移成本有关，如Kanbur and Zhang (2005)。本文在Redding (2016)的基础上构建和量化了一个空间一般均衡模型，丰富了国际贸易对中国不平等的研究。

Tombe and Zhu (2019)和本文都是研究中国空间经济的文献，但本文和Tombe and Zhu (2019)存在两个重要的差异。首先，研究的问题是不同的，他们的论文关注的是迁移成本和贸易成本如何影响中国的劳动力生产率，也没有区分劳动力技能差异，而本文研究国际贸易对于中国总体不平等和技能溢价的影响。其次，本文使用新构建的户口改革数据集估计户口改革对迁移成本的影响，并将结果运用到反事实分析中，确保了改革方案中迁移成本降低的合理性。

作者根据2005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分别刻画贸易开放、城镇化、平均工资、总雇佣人数，发现以上经济指标均呈现出东南沿海地区相较内陆地区更高的空间分布。

流动人口数据表明，省内流动人口比例大于省际流动人口比例，而省内流动人口的高技能者比例也要大于省际流动人口的相应比例。考虑到曾经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到目前已经有所变动，量化户口制度造成的迁移成本及户口制度废除对不平等和贸易的潜在影响非常重要。因此，作者收集了相关城市户口改革的新闻、文件、法律，构建了一个新的 1997-2010 年的户口改革地级数据集，给每个城市赋予了0-6的得分，并将这些数据运用到反事实分析中。

E.估计结果

迁移成本的估计结果：迁移成本会随着距离增加而增大，高技能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低于低技能劳动力，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成本很大，约为 60 %。如果完全取消户口制度，那么所有城市的开放度都将达到 6 分。这将使移民成本从估算值降低约 65 %，约为中美差距的三分之二。其余的差距可能归因于文化差异、21 世纪初中国不发达的交通基础设施或其他扭曲因素。

地理距离会大大增加贸易成本，文化距离也会影响贸易成本。总体而言，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城市间的贸易成本会随着制度距离和地理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前者在回归中通过虚拟变量体现，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相对于美国的估算值，中国的估算值大约是美国的两倍，这反映出中国省界贸易流动的壁垒更大。

与农业相比，机器设备行业和制造业的贸易量更大。这也反映在这些行业的校准贸易成本低于农业行业。农业贸易量没有那么大，所以贸易成本也就更大。

F.模型验证

基于估计的国内贸易成本，中国的国际贸易自由化将对沿海和内陆城市产生不同的影响。贸易自由化使沿海省份的技能溢价平均比内陆省份高出约 5%,贸易自由化增加了沿海地区的相对收入，从而吸引了更多的移民。人口增长与城市距离港口的弹性系数为-4.8%。总体而言，这些验证工作证实了模型对贸易的异质性影响的预测与数据和文献Han、Liu and Zhang（2012）的实证估计一致。

作者从这个模型的角度分析了贸易对福利和不平等的影响。在其他参数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作者关闭了中国与ROW之间的贸易，然后将反事实分析结果与模型基准结果进行比较。中国作为一个整体从国际贸易中获益显著，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平等地获得福利收益。首先，高技术劳动力比低技术劳动力收益多。由于空间摩擦，不同地区的技能溢价也不同。使用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平均工资差异百分比来衡量总体技能溢价，国际贸易使技能溢价增加了。使用 Theil 指数来衡量中国实际工资的总体不平等程度，将其分解为地区间和地区内两个部分，地区间的不平等解释了总体不平等的大部分原因。

从自给自足经济转向开放经济，该国的总体不平等程度增加了约 7%；地区间和地区内的不平等程度都增加了。虽然区域内部分只占不平等的 10%左右，但其对不平等增加的贡献率为 25%。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占总不平等增长的其余75%。贸易与国内不平等很大一部分源于内部地理因素的作用，区域内和区域间的因素都会对不平等产生影响，但后者更为重要。

为了说明国际贸易对区域内不平等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差异，上图绘制了技能溢价的变化与到最近港口的距离的对比图。贸易自由化几乎增加了所有城市的技能溢价，但增幅并不平均。沿海城市的增幅可能高达 15%，而内陆城市的增幅可能只有 2%。国家内部的地理因素与劳动力从贸易中获得的收益息息相关。来自沿海地区的劳动力获益更多的预测是直观的：平均而言，国际贸易会改善福利。由于沿海地区的贸易量更大，那里的劳动力也会受益更多。

国际贸易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取决于其对高技能劳动力和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和相对供给的影响。我将分别讨论影响这两个因素的力量。首先，从高技能劳动力需求端来看，根据贸易要素含量理论的预测，专门从事更密集地使用高技能劳动力的行业的城市将看到技能溢价的增加。影响对高技能劳动力相对需求的第二个渠道是生产中的资本-技术互补性。中国是资本货物的净进口国，而资本货物是高技能劳动力的互补品。因此，在国际贸易自由化之后，技能溢价全面上升。由于沿海地区的资本品价格下降幅度较大，因此沿海地区的技能溢价增加更多。

考虑贸易自由化后高技能劳动力相对供应的变化。由于沿海地区从贸易中获益更多，因此会出现人口净流入。由于高技术劳动力的估计迁移成本较低，将有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从内陆地区迁移到沿海地区，从而推低沿海地区的技术溢价，推高内陆地区的技术溢价。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流动性差异构成了第三个渠道，它往往会抵消上述渠道，并使技能溢价的梯度变化趋于平缓。

在反事实分析中，我们首先削弱高技能劳动力流入沿海地区这一渠道，将高技能劳动力的迁移成本提升到和低技能劳动力一样的水平，结果用红线(case 1)来表示。我们发现，相较于代表基准模型的蓝线，红线变得更为陡峭。然后我们关闭资本-技术互补性这一渠道，将资本和高技能劳动力的替代弹性设为1.1，结果用黑线(case 2)来表示。我们发现黑线相对基准模型的蓝色向下移动，且变得更平缓。

从表中前三行数据可知当减少跨省的贸易成本时，国际贸易利得进一步扩大，同时内陆城市的高端技能劳动力收益远大于内陆城市的低端技能劳动力，因此不平等指数进一步变大。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同时适用于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力，那么这个政策将是“技能中性”的，也就是不会大幅度改变技能溢价，也不能拉大高低端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不平等。并且区域之间的不平等减小，不平等指数降低。当贸易成本降低和户籍制度改革同时进行时，国际贸易利得上升，且国内不平等下降。

并且下图可见，户口制度改革和国内贸易成本改革将使得贸易自由化带来的福利利得进一步扩大。且关税减免越大，户口制度改革和国内贸易成本改革的扩大幅度越大。

中国是一个国内贸易和迁移成本较高的国家。国际贸易对不同地区的福利和技能溢价的影响是不同的，而忽略区域之间的“摩擦”：贸易成本和迁移成本，将导致对不平等的预测出现偏差。在反事实分析中，贸易改革和户口改革将有效地扩大中国经济的规模。这些改革使贸易收益分配更加均匀，同时提高了经济对自由化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