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通过地方性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贫困地区进行再分配。文章表明，当贫困家庭在空间上较集中时，进行地区间转移支付产生的社会效用收益超过效率成本。即使当不同收入群体间的转移支付已经是最优的情况下，地区间的转移支付仍能提高社会福利。最优的地区间转移支付数额取决于家庭的流动性、迁移者收入随居住地的变化、以及居民选址模式。量化分析发现，最佳的地区间转移支付金额的数量级与美国著名的区域政策相同。

地方性政策将经济利益与地理位置挂钩，这在世界各地都很普遍。贫困地区的贫困居民是否应该因为其所在地贫困而获得额外的转移支付？传统文献认为基于地方的再分配（简称 PBR）是低效的，因为它会增加生产率较低地方的经济活动，减少生产率较高地方的经济活动。

政府愿意实施地方性再分配政策的主要原因是，不利的居住条件集中在贫困地区。贫困地区不利的居住条件会促使居民通过提高消费进行补偿。如贫困地区的空气污染问题促使当地居民购买更多治疗呼吸道疾病的商品。这些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相较其他地区的居民会更高。将一美元从其他地区居民手中转移到贫困地区居民手中往往会提高平均福利水平。这样地方性再分配可能会产生额外的区域间公平收益——能针对性地提高贫困地区居民的福利。然而，这一政策也会产生效率成本，因为它会诱使其他地区居民迁移到贫困地区，这可能会导致收入减少，从而减少税收。

在本文中，我们将研究在哪些条件下，基于地方的再分配方案能够进一步改善公平-效率的权衡问题。现实生活中已经存在较为完善的税收和转移支付政策：对高收入群体实施更高的收入税税率，从而补贴低收入群体。而地方性再分配能够在原有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提高社会福利的两个原因是：首先，地方性再分配可能会降低收入税制度的效率成本。其次，贫困地区的居住条件相对较差，如犯罪率更高，空气污染程度更高。地方性再分配可以针对性地提高居住在贫困地区人群的福利水平，这是收入再分配政策无法做到的。

文章第二部分讨论研究动机，的第三部分建立了一个基础模型，并推导了实现最优PBR规模的条件；第四部分为量化分析，在基准模型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讨论与分析；第五部分是总结。

下图是芝加哥各人口普查区和和大西洋中部地区各州县的贫困率图像。从图中可得美国经济成果空间分布不均，深色代表的贫困地区在空间上比较集中。

下图展示了更高犯罪率、更高环境污染程度、更高歧视程度等不利居住条件集中在贫困地区的事实。高贫困率地区的不利条件会提高附近居民消费的边际效用，如更高犯罪率提供了贫困地区居民乘车回家的价值，更高的污染水平提高了贫困地区哮喘药物的价值。这些不利条件提高了向高贫困地区再分配的边际社会价值。

本节描述了地方性再分配所带来的福利收益-效率成本之间的权衡。向低收入家庭聚居的地方进行再分配可以提高福利收益；居民对该政策的迁移反应会产生效率成本：一些其它地区的家庭会因为地方补贴而迁移到生产力较低的地区。最优的地方性再分配方案使这两者间取得平衡。

3.4.3 公平与正义

在之前的讨论中，本文一直遵循功利主义的逻辑，即规划者通过使不同地区的社会边际福利权重相等而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在现实中，地方性的政策往往是出于空间公平和正义的动机，即使社会边际福利相同，人们仍对不同地区福利水平的不同感到厌恶。例如，1992年的洛杉矶骚乱经常被认为是1993年美国通过联邦立法，来授权设立赋权区的的动因(Liebschutz,1995; Katz,2015)，这可能是因为人们感觉到贫困城区的生活条件差得令人无法接受，或者这些地区的居民受到了警察和其他方面的不公平待遇。

3.4.4 社会偏好

为评估人们对地方性政策的社会偏好，本文进行了一项社会调查。问卷问题主要包括图中显示的社区（乡镇和城市）和地区（比城市大但比州小）问题：将社区（地区）分为3种类型：高贫困率、高犯罪率、高污染、学校条件落后的贫困社区（地区），低贫困率、低犯罪率、低污染、学校条件好的繁荣社区（地区）以及具有典型住房成本、贫困率、污染水平、学校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的一般社区（地区）。将收入水平分为两档：年收入90000美元的高收入家庭和年收入30000美元的贫困家庭。问题要求受访者在“向贫困社区（地区）的贫困家庭提供100美元的税收减免”、“向所有社区（地区）的贫困家庭提供1美元的税收减免”和“向繁荣社区（地区）的贫困家庭提供100美元的税收减免”三种地方性再分配政策中选择自己认为最好的一种。另外，调查中还有一个要求受访者解释其答案的后续问题、一个关于再分配态度的一般社会调查问题。

调查结果如下，约有一半的受访者选择向贫困社区的贫困家庭提供100美元的税收减免（在社区问题中占51%，地区问题中占48%）；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选择将福利平等分配给所有地区的贫困家庭（25%和24%）；而其余四分之一则选择向繁荣社区或地区的贫困家庭提供100美元的税收减免（25%和28%）。因此，调查结果显示：平均而言，社会偏好于将资金向那些以收入水平为条件的贫困地区转移。

在对再分配原因的调查中，本文主要关注了在社区和地区问题中都选择向贫困社区（地区）的贫困家庭进行再分配的受访者的回答。其中，78%受访者选择向贫困社区的贫困家庭进行再分配是因为“生活在贫困地区的贫困家庭处境尤为不利，因为他们需要应对当地的高贫困率、高犯罪率、严重的污染、学校资金和师资力量不足，以及地方长期的失业问题”，这一观点与3.4.3中的公平正义逻辑相关，与有关贫困社区和地区的一系列极具影响力的定性研究（Wilson,1987,2011;Anderson,2000;Vance,2016）明显一致。这种相对劣势经常被用作针对性地补贴贫困地区的理由，表明人们不愿看到一些和居住条件相关的极端地域不平等现象。

44%的受访者认为，“贫困地区居民的贫困更可能因他们无法控制的情况造成而变贫困”，这是3.4.3节中公平正义逻辑的另一种形式。39%的受访者选择了“贫困地区生活不便利导致消费的边际效用较高”这一原因，这与3.4.2节中消费的边际效用在消费条件更差的地区会更高的逻辑有关；34%的受访者选择了“贫困地区物价较低导致边际社会价值较高”，这与3.5.1节中的一美元可以在生活成本更低的地区发挥更大作用的逻辑相关。

本文主要研究地方再分配可能带来的公平效益进行，并在已有的收入税制度基础上，对地方性补贴政策的可行性进行探讨。判断地方性政策是否可行的关键在于对政策的效率成本与公平收益进行权衡。地方再分配提升社会福利的条件在下述情况中得到满足：（1）地区间的转移支付引起较少的迁移；（2）不同地区的生产率一致；（3）对于因地方补贴而迁移到贫困地区的家庭，他们的收入不随居住地发生变化。

并且，如果地方再分配政策能够改善因居住舒适度差异带来的区域不平等，那么地方性政策就能够额外带来收入税制度所无法带来公平效益。这一点也和问卷调查得到的社会偏好结果一致。这篇文章进一步通过量化模型发现，对美国最贫困的地区所进行的最优一次性转移支付数额是可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