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鹰读书会2024第45期（总第229期）

特别鸣谢

本次云鹰读书会由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系友苏武康博士赞助支持

本文构建了一个多国多行业的一般均衡模型，假定消费者的收入存在异质性，且偏好为非位似偏好，不同收入的消费者对于农产品的边际消费者倾向不同。基于此，探究贸易自由化对世界各国收入异质性消费者贸易利益的影响。反事实模拟发现，首先，本文将全世界各国各行业的贸易成本降低15%，那么若假定代表性消费者，则高估了穷人5%的贸易利益，低估了富人11%的贸易利益；其次，本文取消全球的进口关税，发现若假定代表性消费者则贸易利益的测量误差在-15%到4%之间，这意味着关税收入的损失对于一些消费者来说是不可忽略的。

1.1 研究背景

据调查显示，不同个体对待自由贸易政策的态度存在巨大差异。大多数相对富裕和受过教育的人赞成降低贸易壁垒，但高达80%的贫困人群不认为全球化对他们有帮助，并始终反对自由贸易政策。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穷人和富人在对国际贸易潜在收益的看法上存在巨大的差距？传统观点认为，这种巨大差异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效应有关，即国际贸易会对拥有不同技术、能力和就业状况的人的收入产生异质性影响，但本文认为，即使不存在薪酬的不对称变化，由于消费者经历了不同的价格效应，贸易利益也存在高度的异质性。

2006年，美国32%的消费者认为自由贸易协定会使得国内商品价格下降，30%的消费者认为会使得国内商品价格上升，而23%的消费者认为没有什么明显变化。这表明人们消费了不同种类的商品，而贸易自由化带来的价格效应在这些商品中是不对称的。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一般均衡模型，将消费者异质性、偏好的非位似和部门特定的贸易弹性参数结合在一起。在模型中，消费者的异质性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劳动力禀赋上的异质性，这体现了资本、能力和技术禀赋的不同；二是消费必需品和奢侈品边际倾向的异质性。

本文认为，传统的代表性消费者假设完全忽略了这些议题，因此造成了贸易利益度量上显著的定量和定性偏差。许多提供给政策制定者和贸易谈判代表的研究都基于代表性消费者和位似偏好假定，例如一项提供给欧盟委员会的独立研究便基于代表性消费者假定和位似偏好来计算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的贸易利益。因此，本模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本文通过92个国家的数据来校准模型并估计模型参数。校准后的模型表明：一、制造部门相比于农业部门在技术上存在更广泛的异质性；二、富裕的消费者会将收入中的更多份额用于消费制造品和服务；三、富裕的消费者有相对更高的制造品和服务消费倾向。因此，即使制造部门和农业部门削减相同的贸易成本，富人也会因此获得较高的贸易利益。本文利用该模型进行了两个反事实实验，并证明了贸易带来的利益在个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在反事实实验1中，本文假设国际贸易成本外生降低了15%，研究发现，代表性消费者假设高估了5%的穷人贸易利益，低估了11%的富人贸易利益。考虑到代表性消费者假设下贸易利益的估计值也仅仅落在1%到20%的区间上，因此，假设存在代表性消费者导致的贸易利益估计值的差异是相当大的。

在反事实实验2中，本文取消了全球的进口关税，这一贸易自由化是有成本的，消费者不得不损失与关税收益相等的收入份额。在这一条件下，代表性消费者假设的测量误差在-15%到4%之间，并且所有国家的贸易利益都降低。原因可以总结为：一、关税收益的损失；二、进口关税存在不对称性，农产品往往被征收更高的关税，这一现象在贫困国家尤其明显。即使关税收入的规模相对于GDP总量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其对贸易利益也有着重要影响。此外，反事实模拟的结果在不同模型设定和拓展下都是稳健的。

1.2 文献综述

许多理论与实证研究都假设了位似偏好和消费者同质性，这意味着，各国的消费模式均相同，相对的消费份额也与收入无关。同时，由于一国内的消费模式可以由一个代表性消费者来表示，一国内部的消费者也拥有着相同的消费模式。许多研究者利用Eaton和Kortum（2002）以及Melitz（2003）模型来放松同质性消费者的假定。Fieler（2011）认为，若假定非同质性消费者对于解释南北和南南贸易模式很重要；Caron等人（2012）使用非位似偏好来检验技能溢价与需求的收入弹性之间的联系。这两个模型都基于Eaton和Kortum（2002）进行拓展，与本文的模型相近，但本文中的模型与其他聚焦于非位似偏好的E-K型模型有三个重要的不同之处。

首先，本文认为即使在非位似偏好下，国别之间的消费者贸易利益与国家范围内个体消费者之间的贸易利益有很大的差别。Fieler（2011）和Caron等人（2012）在考虑代表性消费者时强调人均收入的重要性，校正了各国之间的消费差异，但并没有校正每个国家内部消费者之间的差异。然而，一个国家最贫穷和最富有的消费者之间消费组合的差异往往比最贫穷和最富裕国家的普通消费者之间的差异要大得多。本文认为这一差异来源于两方面：消费者的劳动力禀赋不同和对于制造品和服务的相对偏好不同，而相对偏好不同这一异质性也与Di Comite等人（2014）的观点一致。

其次，本文中贸易自由化导致的价格变化由部门特定的贸易弹性参数决定，因此各部门会经历不同的价格变化。富裕的消费者在制造品和服务上的支出比例更大。因此，不同部门间的贸易弹性参数差异是富人与穷人贸易利益的主要决定因素。由于农业部门的生产率差异低于制造部门，贸易自由化会给富人带来更大的收益。

最后，投入产出表中的数据表明企业会使用其他部门的产出作为中间投入，而制造品和服务使用得更加广泛。Ossa(2011)、Caliendo和Parro(2012)都认为将投入产出联系纳入模型对于准确评估贸易利益至关重要，而Amiti和Konings(2007)认为，降低中间投入品的关税可以大幅提高生产率。本文的观点与这些研究一致，即在贸易自由化中，由于不同部门之间的联结，服务的价格将会下降，富人再次从中获益。

许多国际贸易模型都以劳动力异质性为特征，并从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效应的角度来看待贸易的分配效应。然而本文中的模型强调需求侧，并表明即使相对要素报酬不变，劳动力的贸易利益也会存在异质性。此外，本文认为消费者异质性和非位似偏好对于计算斯托尔珀-萨缪尔森效应视角下的贸易利益也至关重要，这也是首次在异质性价格参数的背景下对不同收入消费者的贸易利益进行衡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