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鹰读书会2024第46期（总第2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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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云鹰读书会由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系友苏武康博士赞助支持

本文考察了所有权整合如何影响企业在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市场势力和生产率。具体而言，我们使用烟草生产和成本数据分别估计了markups，markdowns以及productivity，然后系统了考察中国烟草制造业大规模整合浪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这一整合导致中间投入品价格的markdown增加30%，但烟草价格的markup幅度略有下降。尽管整合被认为是刺激生产率增长的一种手段，但本文研究表明它实际上降低了行业总生产率。

越来越多的文献发现了企业在其投入品市场（如劳动力或中间投入品市场）上拥有市场势力的证据。这些文献大多关注这种“买方势力”对分配的影响，但对其对分配效率低下的影响却知之甚少。此外，确定买方势力及其分配效应在经验上也具有挑战性。投入品价格随市场结构变化（如兼并）而变化，可能是由于投入品价格低于产品边际收益的markdown，但也可能是由于这些边际收益产品的变化，如规模经济或下游市场力量的发挥。

本文通过经验研究所有权合并对投入品markdown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填补这一空白，并利用这些估计值来量化寡头垄断对中间投入品市场的分配和分配后果。本文以中国烟草业为背景研究这一问题，中国烟草业之所以特别有趣，有两个原因。第一，2002年后，政府出台政策，迫使产量低于一定门槛的生产商退出市场，烟草行业因此经历了大规模整合。第二，禁止在当地市场运输烟叶的规定确保了烟叶市场的隔离，这使得本文可以将烟叶市场划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本文比较了这些不同烟叶市场在整个整合过程中投入品降价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情况。这种市场结构的准实验性变化非常罕见，对研究买方力量的驱动因素和后果非常有用。尽管有这些特殊性，但中国烟草业的结构——约400万个烟农销售给约150家生产商，而生产商又销售给垄断性的批发商，让人联想到许多其他纵向结构的行业，其中也存在买方力量的问题。最近受到美国竞争政策制定者关注的突出例子包括图书出版和牛肉加工等。此外，中国烟草业也因其庞大的规模而引人关注：行业年收入超过70亿美元，全球40%的香烟产自中国。

本文经验分析首先提供了制造商合并对投入品和产品价格影响的描述性证据。本文发现，2002年后，合并市场中企业的烟叶价格比其他企业下降了50%，而工厂工人的工资却没有显著变化。出厂卷烟价格也下降了，平均降幅为31%。尽管这些证据表明，烟叶市场的买方力量因合并而发挥了作用，但也可能有其他机制在起作用。例如，投入品和产品价格的变化可能是由于生产效率的变化，也可能是由于下游市场力量的发挥。为了了解这些价格变化的内在机制，本文构建了一个结构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别识别投入品的markdown，即产品边际收益与投入品价格之间的“楔子”。本文借鉴了Hall（1986）和De Loecker and Warzynski（2012）的“成本端”markup识别方法，De Loecker等（2016）和Morlacco（2017）对该方法进行了扩展，以允许内生投入品价格。本文研究表明，这一类模型只强加了一个生产和投入品需求模型，一旦某个投入品子集不可替代，这一类模型就无法分别识别markup和markdown。啤酒（酒花）、消费电子产品（稀土金属）等行业的中间投入以及前面提到的图书出版等例子，往往都是这种情况。本文研究表明，可以通过对上游或下游的竞争和偏好施加更多的结构来克服这一识别难题。本文并没有提出“一刀切”的解决方案，而是认为需要根据当前行业的具体制度环境来权衡各种假设。在中国烟草制造业背景下，本文利用卷烟批发商垄断定价的制度特点，假设制造商是批发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以计算markdown和生产率。本文研究表明，也可以采取相反的方法来模拟投入品的供应，即采用Berry（1994）的离散选择模型来模拟有差异制造商的烟叶供应。这种方法会得出类似结论，但对下游需求和行为的假设较少。

本文结合产品和企业层面的生产和成本数据对这一模型进行了估计。估计结果显示，卷烟生产商对烟农拥有相当大的市场势力：中位数卷烟生产商支付给烟农的价格仅为烟叶产品边际收益的一半。这一较高的markdown与当地烟叶市场的高度集中以及烟农面临的迁移和流动摩擦是一致的。利用估计的烟叶markdown和制造业生产率水平，本文研究了所有权整合对买方力量和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发现，整合政策导致叶片市场上寡头力量的发挥：2002年至2006年间，整合后烟叶市场的markdown幅度比对照组平均增加了37%。制造业生产率平均下降了5%，尽管这一下降并不显著。然而，寡头力量对生产率的主要影响是通过投入分配不当产生的：与未受影响的省份相比，受合并影响省份的总生产率下降了42%。这表明寡头力量可能是资源配置不当的重要驱动因素。最后，本文利用模型量化了合并在多大程度上加剧了烟草行业的城乡收入不平等。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种不平等程度在中国迅速加剧（Yang，1999；Ravallion and Chen，2009）。通过提高烟叶市场的markdown幅度，而非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markdown幅度，2002年至2006年间，农村农民与城市制造业工人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增加额中，56%是由合并造成的。

这些结果有两个重要的政策含义。第一，寡头力量会导致大量投入分配不当，这一发现意味着竞争政策制定者应在其兼并和反垄断政策中考虑上游竞争效应，即使是在消费者福利标准下。第二，本文对发展中国家日益普遍的产业政策形式——大规模产业整合计划的后果进行了新的阐释。这些政策通常被认为是刺激生产率增长的手段，但由于寡头力量的发挥，它们实际上会导致总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市场来说，这尤其令人担忧，因为这些国家的内部贸易限制往往与中国烟草业类似（Chatterjee, forthcoming）。

本文对文献有三个贡献。首先，我研究了所有权整合如何影响投入价格降价和生产率。先前关于所有权巩固对生产率影响的研究（Braguinsky et al., 2015; Grieco等, 2018)下游市场力量(Nevo 2001；Miller and Weinberg, 2017)或上游市场力量（Prager and Schmitt, 2021）通常假设外生投入价格和外生生产率对兼并的反应。我发现，考虑内生投入价格对于正确推断所有权整合对生产率的影响至关重要，反之亦然。

本文的第二个贡献是记录了寡头垄断权力对配置效率和收入再分配的影响。然而，寡头垄断权力的配置效应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记录(Harberger 1954；Edmond et al.；Asker et al., 2019)，对寡头垄断权力的配置效应知之甚少。Berger et al.（2022）在一般均衡寡占模型中考察了劳动力市场力量的配置效应。与他们的论文相反，我使用生产和成本数据直接估计寡头垄断权力的生产率效应，不必依赖于特定的上游行为假设，利用对投入市场结构的巨大观察冲击，并关注中间投入而不是劳动力市场。因此，我认为本文提供的微观证据与Berger等（2022）的宏观经济框架是互补的。

本文的第三个贡献是方法论。文献中越来越多地使用依赖生产函数的降价识别方法(Morlacco, 2017；Brooks et al., 2021；Hershbein et al., 2022；Lamadon et al., 2022)。我展示了不可替代输入的存在，就像中间输入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导致仅使用生产函数方法无法识别降价和提价。通过将生产模型与输入供应模型相结合，或者依赖下游的行为和偏好假设，可以克服这一识别挑战。我发现这种降价识别挑战对投入价格降价和生产率的水平和变化的推断具有重要意义。使用可替代叶模型，整合似乎提高了生产率，但这仅仅是由于中间投入价格的下降。这可能会为之前的证据提供新的线索，这些证据记录了中国整合计划在其他行业的生产率提高效应，例如Hsieh and Song (2015)以及Chen et al. (2021)。如果投入价格对企业来说是内生的，那么这些影响可能部分是由于寡头垄断力量的发挥，而不是效率的提高。

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一部分包含行业背景、数据和风格化事实。第二节给出了模型。第三节讨论了模型的估计和识别。第四节探讨了寡头垄断对分配效率低下和收入再分配的影响。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