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中国汽车市场为例，论证了地方保护的存在并量化了其对市场竞争和社会福利的影响。中国汽车市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有企业（SOE）以及合资企业（JV）生产的车型在其总部所在省份的市场份额远远高于全国市场。结合省界空间断点回归、证伪测试和消费者调查数据，我们发现对本土品牌的补贴等保护性政策是导致本土偏好的主要因素。然后，我们采用随机系数离散选择模型量化了地方保护的影响。反事实分析表明地方保护扭曲了消费者选择，导致巨大的消费者福利损失，相当于补贴总额的40%。此外，尽管地方保护降低了总社会福利，但各省（市）没有动机单方面取消地方保护，即各省（市）面临囚徒困境。因此，能够有效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的政策将有利于社会福利的提升。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从计划经济逐步转向市场经济，取得了年均10% GDP增长的辉煌成就。然而，国内市场仍面临挑战，在汽车市场方面，由于地方官员升迁机制、地方寻租行为和中央监管等制度方面的不足，近年来地方保护主义逐渐成为一个显著的问题，其表现为合资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车型在其总部所在省份的市场份额远高于全国水平。

通过空间断点回归、证伪检验和消费者问卷调查，文章首先确定了地方保护主义政策是导致本地偏好这一现象发生的主要因素。接下来，文章建立了一个市场均衡模型并且用它进行估计，在控制其他需求和供给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量化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反事实分析结果表明，地方保护主义导致了显著的消费选择扭曲，导致巨大的消费者福利损失。省级政府却面临着囚徒困境的局面：根据文章的估计，地方保护降低了社会总福利，但省级政府没有动力单方面取消地方保护。

文章借鉴Berry（1995）的研究方法，构建了一个市场均衡模型，同时参考Petrin（2002）的研究思路，构建出用于估计参数的微观矩条件。本文在Goldberg（2011）以及Cosar et al.(2016)的文献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地方政府的政策也是导致同一产品在不同地区市场份额有显著差异的原因之一；同时，越来越多的新兴文献开始研究国内不同区域之间贸易的壁垒和贸易成本，本文在Anderson et al（2014）的基础上，提出地区保护主义政策也是导致贸易成本的另一重要因素；最后，本文的研究补充了Brandt et al.(2009)等研究资源分配不均衡现象的文献，以前的文献均聚焦要素市场，而本文则提出地区保护主义等贸易壁垒也可以导致相对价格的改变，从而导致供给端的要素分配不均衡。

本文的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二部分阐述了中国汽车市场现状，并且提供了文章使用的相关数据集；第三部分给出了描述性的统计分析证据，然后文章依次使用了空间断点回归模型、证伪检验和消费者问卷调查，研究导致本地偏好的主要因素；在第四部分构建了市场均衡模型并且在第五部分给出了模型估计的结果；文章第六部分则是用反事实分析的方式研究地区保护主义对社会福利和市场均衡的影响；最后第七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2.1汽车行业的本地保护主义

地方保护主义的一种常见做法是通过直接补贴或税收激励，鼓励消费者购买本地产品。下方表1列举了10个针对指定本地汽车制造商或特定辖区内生产产品的补贴案例。其中，第7个案例值得注意，该补贴仅适用于由中国第一汽车集团（FAW）旗下国有子公司生产的自主品牌，而不包括其合资子公司生产的品牌。

除了直接补贴，地方保护主义还表现为其他多种形式，例如对外地产品征收额外税费、明确要求政府机构和出租车公司采购本地品牌、优先采购政策或尾气排放标准倾向于本地品牌，以及设置显性或隐性的进入壁垒，阻碍外地品牌建立经销网络。

2.2中国汽车行业

与许多其他行业类似，中国的汽车工业从30年前几乎不存在，到现在发展成为全球最大市场。图1显示了中美两国每年乘用车销量的对比数据，中国年度乘用车销量从2001年的85万辆迅速增长至2015年的2110万辆，并在2009年超过美国。为吸引外资，中国政府要求外国汽车制造商必须与国内企业合资建厂，且外资在合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50%。这一政策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技术引进帮助国内企业学习国外经验，最终在国际市场上具备竞争力。

由于汽车工业对地方就业、GDP的潜在贡献以及其对上游产业的带动作用，该行业一直是政府保护的重点对象。地方政府通过多种形式的政策支持，包括补贴、税收优惠等，促进本地汽车企业发展，同时吸引外资的进入，以进一步推动本地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

2.3数据集

本研究使用了四个主要数据集：第一个数据集使用了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汇编的2009至2011年车辆登记记录全样本；第二个数据集收集了R.L. Polk公司提供的车辆属性数据；第三个数据集则参考了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城市层面家庭人口统计数据；第四个则是福特汽车公司每年进行的购车者调查数据。

在数据处理中，研究对模型和市场规模进行了以下假设：根据车型名称、车辆类型、变速箱类型和燃料类型定义每种车型；将市场规模定义为每个省的家庭数量。此外，MSRP（厂家建议零售价）是未观察到的交易价格的合理近似值，原因有二。首先，大幅折扣的情况较为罕见：约40%的按车型和门店划分的观察数据没有任何折扣，25%显示有10%的折扣，而仅有3%显示20%的折扣。更重要的是，经销商门店并未对本地产品提供更多折扣，这表明用MSRP替代交易价格不太可能在对本地保护的估计中引入偏差，所以制造商建议零售价（MSRP）被用作交易价格的替代变量

为保证数据质量，研究对原始数据进行了精简：原始数据包含683款车型，本研究仅保留每年占全国销量95%以上的热门车型，同时剔除了定价超过80万元人民币（约12.3万美元）的车型。这样做很多好处：首先，小品牌的销量数据可能存在测量误差。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由于我们的研究重点在于分析汽车车型在本地市场份额与全国市场份额之间的差异，限制分析范围仅包括主要的全国性品牌，可以为本地保护主义提供一个较为保守的衡量标准。例如，一些品牌可能并未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销售，将这些品牌纳入分析可能会夸大本地保护的程度。第三，由于在拥有大量产品的需求系统中计算反事实均衡价格具有很高的复杂性，我们选择剔除价格高于80万元人民币（约12.3万美元）的车型，因为这些奢侈品牌的需求很可能受到炫耀性消费或其他未在我们简化模型中捕捉到的因素的驱动。

2.4数据统计

下方表2报告了汇总统计数据。一辆汽车的平均价格为184,700元（约28,000美元）。这一平均价格与美国市场的价格相似，但中国市场的价格区间更大。本土汽车制造商的自主品牌倾向于占据低端市场，而合资品牌和进口汽车则主要竞争于高端市场。

表3表明，不同类型的企业在产品组合上存在差异。合资品牌（JVs）的平均价格更高、车型尺寸更大、发动机更强劲，相较于私人品牌或国有品牌（SOEs）更具竞争力。同时，合资品牌拥有更广泛的经销商网络，其产品中自动变速器的比例也更高。合资品牌与国内品牌之间的价格差异远大于可观察到的属性差异，这主要归因于其更高的品牌知名度和更优的未观察到的品质特征，这些因素已在研究的品牌固定效应估计中得到体现。

家庭收入的增长是推动中国汽车销量指数级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为了研究家庭收入对于汽车需求的影响，作者利用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分别获取了各省城乡家庭收入的经验分布。在研究样本期内的每一年，基于年度《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的平均收入，将2005年的省级收入分布进行调整，使其均值与年鉴数据匹配。这一过程隐含的假设是，2005年至2011年间中国收入分布的形态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此外，本文还引用了福特公司年度调查中的新车购买者收入分布数据，进一步分析收入对购车行为的影响。

表4的第一部分将所有购车者的收入分布与总体人口的收入分布进行了比较；表4的第二部分则展示了2011年不同汽车细分市场中消费者的收入分布，涵盖了小型/微型轿车、紧凑型轿车、中大型轿车、SUV和多用途车（MPV）五个类别。表4显示，收入较高的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新车，尤其是高端轿车、SUV和MPV。2011 年，仅有 4% 的中国家庭年收入超过 144,000 元（样本中车辆价格的中位数），但他们却占据了中大型轿车和 SUV 销量的 47%，以及 MPV 销量的 36%。

3.1描述性证据

下图2展示了汽车制造商在本土市场的市场份额以及它在全国范围内的市场份额。图中结果显示，对于非私人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SOEs），其在本地市场的份额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例如，夏利汽车在全国新车销售中的市场份额仅为2.4%，但在其总部所在地天津的市场份额高达16.4%。整体来看，国有企业的本地市场份额与全国市场份额的中位比值为3.36，而合资企业（JVs）这一比值为1.88，显示出明显的“本地偏好”现象。

我们将“本地偏好”定义为本地市场份额与全国市场份额的比值减去1。有趣的是，个人购买与政府采购中的“家乡偏好”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相关系数高达0.64，如图3所示。这表明地方政府的保护政策可能在个人消费市场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接下来文章会采用空间断点回归、证伪检验和对于消费者发放问卷调查的形式，研究对本地偏好有着实际影响的因素。

3.2空间断点回归

我们重点研究拥有本地汽车制造商的省份，并将这些省份中位于不同省界两侧的县划分为由两到三个相邻县组成的集群。最终样本包括630个县，共285个县集群。

空间断点设计利用了省级边界在保护政策类型上形成的不连续性，同时假设边界两侧的消费者偏好相似。省界的存在使不同政策环境对市场影响的比较成为可能，从而有助于识别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响。由于地理上的接近性，同一集群内的消费者在获取产品信息和进入经销商网络方面具有类似的条件，同时在购车偏好上也较为相近。这种设置排除了因距离引起的其他潜在影响，从而更精准地评估政策对市场行为的作用。研究的核心目的是探究品牌在其总部省份内的县份销售是否显著优于集群内省界另一侧的相邻县份。通过这种对比分析，可以量化地方保护主义对销售表现的具体影响。

表5记录了来自全国所有县的两个随机县（列1）、来自随机集群的两个县（列2）以及来自GDP人均差异较小的集群子样本的两个县（列3）在多个人口统计特征上的均值和标准差。

图表内容显示，在我们的回归样本中，同一集群内县与县之间的消费者人口统计差异显著小于两个随机县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在那些更为均质的集群中，县与县之间的差异更小。这表明，集群内的县在各方面的相似性较高，有助于更准确地评估地方保护政策的影响。

下方表6展示了空间断点回归的结果。列(1)和列(2)的结果相似，表明在全样本和省界附近县的子样本之间，家乡偏好的程度并没有显著差异。这说明样本选择对于家乡偏好的整体测量影响有限。从列(3)开始，通过引入集群-模型固定效应实施了空间断点设计。估计结果显示，合资企业（JVs）和国有企业（SOEs）在其本地市场的销量分别高出82%和180%，清楚地量化了家乡偏好的影响。

回归分析中，即使在引入集群-模型固定效应和多种控制变量后，依然得到较大的β值估计，表明数据中的家乡偏好现象并非由距离、经销商网络、消费者人口统计特征或员工折扣驱动。空间断点设计的关键识别假设是省界两侧需求和供给因素没有显著的不连续性。然而，这一假设可能因以下原因受到挑战：产品属性与本地消费者偏好的更好匹配、省界附近需求偏好的不连续性、本地广告的影响，以及消费者Ethnocentrism主义（对本地产品的偏好）。

3.3可能的解释

对汽车特征的偏好。如果家乡偏好是因为本地产品的属性更符合本地消费者的需求和偏好，那么可以预期，与本地产品属性相似的非本地产品销量也会显著增加。为检验这一假设，我们将样本中的车型按照相似属性分为242个组，每组内的车型在同一年具有相似的属性，但总部位于不同且不相邻的省份。这些车型由同类型的企业生产，并属于相同或相邻的车辆细分市场。

我们对每组车型的总部进行了重新分配（例如，将东风本田Civic分配到天津，而将一汽丰田Corolla分配到湖北），并重复空间断点回归分析。通过这一方法，可以测试家乡偏好是否来源于本地产品与消费者需求的匹配，还是由其他因素如地方保护政策驱动。

下方表7展示了检验的结果。在列(1)和列(2)中，合资企业（JVs）和国有企业（SOEs）的虚拟本地属性系数为负且显著，而在列(3)和列(4)中使用空间断点设计后，其系数变得较小且统计上不显著。这表明，当产品的本地属性被重新分配时，本地消费者对这些虚拟本地产品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偏好。尽管数据显示消费者确实偏好本地生产的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产品，但这一偏好并未扩展到与本地产品属性相似的非本地替代品。这说明，消费者的家乡偏好并非简单由产品与本地消费者属性的匹配度驱动。

根据回归分析，我们得出结论：家乡偏好不太可能由本地消费者的人口统计特征与本地产品属性之间的更好兼容性所驱动，而是受到其他因素影响，例如地方保护政策。

本地电视广告的作用。下图展示了中国国家信息中心在2012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受访者被要求选择影响其购车决策的信息渠道。图5清楚地展示出电视广告对于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很小，远不如车型的口碑、消费者本身的购车经验、驾驶体验等更因素。

消费者Ethnocentrism。研究发现，消费者的Ethnocentrism（即偏好本地品牌）对汽车行业的家乡偏好现象没有显著影响。数据显示，私人汽车制造商在本地市场并未表现出明显的竞争优势，这进一步排除了Ethnocentrism作为主要原因的可能性。2016年11月在重庆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大多数消费者对于本地汽车制造商的所有权类型和本地属性缺乏认知，仅有31%的受访者能够正确识别本地汽车品牌（如力帆和长安）的所有权类型和本地属性。而在这些能够正确识别的消费者中，仅有23%认为品牌的本地属性在购车决策中“非常重要”。相比之下，价格、发动机排量和燃油经济性等实用性因素被认为更为重要。尽管特定人群（如男性、年龄较大或受教育程度较低的消费者）对汽车品牌的所有权类型和本地属性的认知能力更强，但这些人口统计特征与价格或本地属性等购车决策因素的重要性之间的相关性较弱。因此，消费者的购车决策更多受到价格、功能和燃油经济性等实际因素的驱动，而非品牌的本地属性，Ethnocentrism在这一领域的作用有限。

首先，基于2009年到2011年中国新乘用车登记普查，使用空间断点回归、证伪检验和消费者调查等方法，文章提供了中国乘用车市场存在本地保护的强有力的证据。

其次，文章通过建立车型需求和供给的结构模型得到了三个方面的结果：第一，量化了本地保护对市场产出的影响，证明了本地保护会显著性减少消费者福利；第二，从低成本的民营企业到高成本的国有企业、合资企业的生产转移会永久性导致生产低效化并阻碍生产力发展；第三，各省级政府保护本地企业的竞争行为会导致囚徒困境，需要中央政府的有效监管。

第三，考虑到需求偏好的持续性，本地保护政策会对消费者偏好有长期影响。

最后，本文分析了本地保护政策对市场产出和社会福利的静态影响，未来的研究可进一步探索其长期影响，包括企业的进入和退出、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等；此外，进一步探索各地政府实行本地保护政策的动机，理解他们在消费者福利、GDP增长、税收收入之间的权衡也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