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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云鹰读书会由南开大学国际经济贸易系

系友苏武康博士赞助支持

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其中市场规模的扩大将推动劳动分工的深化，进而提升企业生产率。具体而言，我们在 Krugman（1979）开创性的“新贸易”模型基础上，打开生产函数的“黑箱”，引入一个明确的生产链设定——在该链条中，一系列任务由多个专业化生产团队依次完成。市场规模的扩大促使这些团队之间的分工进一步深化，从而提高企业生产率。其背后体现了企业在组建团队的固定成本与团队专业化程度相关的边际成本之间的权衡机制，企业会根据市场规模大小作出不同决策。

从更宏观的层面来看，本文可视为对 Smith（1776）著名命题的形式化刻画，即“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的限制”。通过将斯密所描述的“制针厂”嵌入垄断竞争框架，本文克服了 Stigler（1951）所指出的两难：要么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行业趋于垄断；要么行业竞争性强，而该命题便失去意义。市场规模的扩大既会导致企业内部劳动分工加深，也会引致新企业的进入。

虽然本文的理论未明确界定市场规模扩大的具体来源，但根据对 Krugman（1979）模型的常规解读，贸易自由化是一个自然的例证。近年来，诸多实证研究（如 Pavcnik, 2002；Trefler, 2004）聚焦于贸易自由化对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其能显著提升行业生产率，其机制要么表现为企业平均生产率的提高（“企业生产率效应”），要么表现为市场份额从低生产率企业向高生产率企业的再配置（“再配置效应”）。本文虽无法解释再配置效应，但可视为“企业生产率效应”的微观基础。

在这一意义上，本文为探讨企业生产率效应来源的研究文献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既有研究主要强调固定成本（Krugman, 1979）、出口学习效应（Clerides et al., 1998）、竞争引致的创新（Aghion et al., 2005），或多产品企业在贸易自由化背景下的横向聚焦（Eckel and Neary, 2010；Bernard et al., 2011）。仅有 McLaren（2000）也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引致的纵向生产重组及其生产率提升效应，但在其模型中，生产率提升的来源以及贸易自由化与生产纵向重组之间的关联均与本文存在显著差异。

此外，本文模型还揭示出另一重要含义：在较大市场中发展起来的看似更优越的技术——其特征是团队固定成本更低、分工更细——未必适用于较小市场。因而，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即便能够免费获得发达国家技术，也可能缺乏采用这些技术的激励。这一发现为“技术本地化”现象提供了新的解释。以往研究通常将其归因于技术中存在隐性知识（Keller, 2004），而本文进一步呼应了 Stigler（1951）的观点，即美国的生产方式往往过于专业化，难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合适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