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2018-2022年对美国普通人群的代表性样本开展随机信息干预实验，聚焦“基于证据的贸易收益与损失信息如何影响公众贸易政策偏好”这一核心问题。研究发现，“贸易损害就业”信息会显著增强保护主义倾向，而“贸易促进就业”、“贸易降低价格”、“关税推高价格” 等本应体现贸易益处的信息，反而引发保护主义的“逆火效应”。这一效应源于政治身份的先验偏差，共和党人反应更为强烈，且在排除措辞、地缘等干扰后仍稳健。研究为理解信息传播与贸易政策偏好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对贸易政策的公众沟通具有重要启示。

一、引言

二、相关文献

三、调查设计

四、政策偏好的广泛模式

五、信息干预效应的证据

六、探索作用机制

七、结论与讨论

全球范围内对全球化的反对声浪日益高涨，公众对自由贸易的怀疑情绪持续上升。这种情绪既源于贸易对就业、工资的实际影响，也受政治领导人言论与社交媒体片面叙事的推动。在此背景下，一个关键问题亟待解答：若向公众传递基于学术研究与实证数据的客观贸易信息，能否帮助公众形成更理性、全面的贸易政策偏好？还是会因信息与既有认知冲突，引发适得其反的效果？对这一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在复杂信息环境中，如何通过有效沟通缓解保护主义倾向，推动贸易政策的合理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与政策价值。

现有关于贸易政策偏好的研究，已形成较为成熟的分析框架，但仍存在关键空白。传统研究主要从三个维度解释公众的贸易态度：一是“经济自身利益”视角，认为个体的贸易偏好由其经济处境决定，例如制造业从业者、低技能劳动者更倾向支持保护主义，而高技能群体、出口导向行业从业者更支持自由贸易（Mansfield和Mutz，1995）；Autor等人（2013）关于“中国贸易冲击”的研究进一步拓展了这一视角，指出地理位置是贸易经济暴露的重要维度——由于跨区域劳动力流动性有限，制造业密集地区的居民对贸易的反对情绪更强烈。二是“社会整体关切”视角，强调个体对贸易如何影响国家整体利益的判断，如贸易是否加剧国内收入不平等、是否威胁国家产业安全等，往往比个人经济利益更能左右贸易态度（Baldwin，1989；Rodrik，1993）。三是“社会政治身份”视角，认为政党认同、意识形态等身份特征会塑造贸易偏好，例如共和党与民主党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分歧，会直接影响其支持者的态度（Grossman 和 Helpman，2021）。

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隐含一个前提假设，即公众对贸易的认知是稳定且完整的，却忽略了“信息”这一关键变量的作用。在现实中，公众对贸易的了解并非源于直接体验或系统学习，而是高度依赖外部信息供给，如媒体报道、政治宣传、社交网络分享等来塑造其贸易认知。更重要的是，公众存在明显的“信息选择偏差”，倾向于主动接触与自身既有观点一致的信息，回避冲突性信息，这使得传统研究难以区分“信息本身的影响”与“个体先有偏好的强化”。因此“基于证据的客观贸易信息，究竟如何影响公众的贸易政策偏好？”这一核心问题，始终未能得到充分解答。

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文通过2018-2022年的四轮随机对照实验（累计18000余名受访者）展开实证分析。实验采用美国普通人群的代表性样本，将受访者随机分配至对照组（不接收任何贸易信息）或四类信息干预组，以简洁易懂、贴近社交媒体传播形式的文本，并搭配图表，传递基于权威学术研究与官方数据的贸易信息。干预内容覆盖贸易对就业与价格的双重影响：“贸易损害就业”、“贸易促进就业”、“贸易降低价格”、“关税推高价格”。随后，通过“是/否”直接提问、“最偏好政策”排序等多维度测量方式，捕捉受访者的保护主义倾向，并利用主成分分析生成综合得分，确保测量的可靠性。

研究发现了令人意外的“逆火效应”：不仅“贸易损害就业”信息会显著增强保护主义倾向，“贸易促进就业”“贸易降低价格”“关税推高价格”等本应体现贸易益处或关税负面影响的信息，同样会推高公众的保护主义偏好。为揭示这一效应的内在机制，本文进一步采用“分层回归+专项验证”的方法：一方面，通过分组分析检验政治身份、注意力水平、信息回忆准确性等变量的调节作用；另一方面，通过针对性问题收集受访者选择保护主义政策的核心原因，直接捕捉其信念变化。结果表明，逆火效应的核心驱动因素是“政治身份导向的先验偏差更新”：共和党人本身更倾向保护主义，会强化与自身立场一致的信息认知，对冲突性信息（如贸易带来的收益）则加倍坚持原有偏好，导致保护主义倾向进一步增强；而民主党人的偏好变化相对温和，最终使得两党在贸易政策上的极化程度扩大约三分之一。此外，注意力更高的受访者虽能减弱贸易益处信息的逆火效应，但无法逆转整体趋势；且受访者对“进口争夺就业”“担忧对华贸易”的认同度最高，印证了就业安全与地缘政治关切是塑造贸易偏好的关键锚点。

本研究的发现不仅填补了“信息与贸易偏好关系”的研究空白，更对贸易政策的公众沟通提供了重要启示：仅依靠传递贸易收益的客观信息，难以改变公众的保护主义倾向，必须同步解决其根深蒂固的就业焦虑与地缘政治担忧，才能实现更有效的政策沟通。

本文的研究处于国际贸易政策偏好研究与信息干预研究的交叉领域，既借鉴了两类文献的核心成果，也在研究视角与结论上实现了突破。

首先，学界对贸易政策偏好的研究，长期围绕Baldwin（1989）提出的两大核心维度展开，即经济自身利益和非经济关切。前者以经典贸易理论为基础，认为个体的贸易偏好由其在贸易开放中的经济损益决定。早期研究主要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与李嘉图-维纳模型，强调技能水平、行业属性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中国贸易冲击”相关研究的兴起，地理位置成为经济自身利益的重要延伸维度。此外，部分研究还将家庭收入、资产状况等纳入分析，进一步丰富了经济自身利益的测量维度。

非经济关切视角则通过整合政治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揭示了贸易偏好形成的复杂机制。一是“国家利益认知”机制，Mansfield和Mutz（2009）、Mutz（2021）的研究发现，公众对贸易的态度并非源于个人经济状况，而是更多取决于其对“贸易如何影响国家整体利益”的判断——若认为贸易损害国家经济安全、加剧国内不平等，则更支持保护主义。二是“损失厌恶”机制，Freund和Ozden（2008）、Tomz（2009）指出，公众对贸易带来的损失的感知强度，远高于对贸易收益的感知，这种不对称的感知模式导致即使贸易的整体收益大于损失，公众仍可能倾向支持保护主义。三是“社会政治身份”机制，个体的社会身份（如政党认同、民族认同）会显著影响贸易偏好。在当代西方社会，政党认同已成为社会身份的核心组成部分，共和党与民主党在贸易政策上的立场分歧，直接转化为其支持者的态度差异，使得政治身份成为预测贸易偏好的重要指标。

其次，信息对政策偏好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税收、再分配、移民等领域，为本文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借鉴与理论参照。这些研究共同表明，信息对政策偏好的影响并非简单的“传递事实、改变态度” ，而是受信息内容、呈现形式、公众个体特征等多重因素的复杂作用，信息效应往往具有异质性、甚至可能出现与预期相反的结果。

现有贸易领域的信息干预研究相对有限，且现有成果存在明显的局限性：一是研究设计多采用“假设情景”或“简短提示”，与现实信息传播场景存在差距。例如，Di Tella和Rodrik（2020）的干预设计基于虚构的工厂就业流失情景；Hiscox（2006）、Rho和Tomz（2017）等研究则通过在问题表述中加入简短提示（如 “贸易能创造就业”）来操纵信息。二是研究结论相对单一，现有研究普遍发现，传递贸易负面效应的信息，会显著增强保护主义倾向；但传递贸易正面效应的信息，往往无显著影响。三是现有研究较少深入分析个体特征（如政治身份、信息处理能力）对信息效应的调节作用，难以解释信息效应异质性的来源。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信息设计更贴近现实传播场景。本文未采用假设情景或简短提示，而是基于权威学术研究与官方数据，构建了四类完整的贸易叙事，以类似社交媒体帖子的简洁形式呈现。第二，研究首次发现了贸易收益信息的“逆火效应”。现有研究认为贸易正面信息“无显著效应”，而本文发现，“贸易促进就业”“贸易降低价格”“关税推高价格”等信息不仅未能减少保护主义，反而会显著推高公众的保护主义偏好。第三，研究通过分层回归与机制检验，明确了政治身份是信息效应异质性的关键来源：共和党人对各类贸易信息（无论正面还是负面）均表现出更强的保护主义反应，而民主党人反应相对温和，这一结果不仅解释了逆火效应的形成机制，也为理解美国两党贸易政策极化现象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文设计了一项包含随机信息干预的调查，对每项干预都提供基于证据的叙事，阐述贸易自由化带来的收益或损失。该调查由四个核心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背景信息

收集受访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年龄、性别、收入等）、社会政治态度（对政府信任、NAFTA 影响认知等）、政治身份（总统选举支持党派）、损失厌恶程度及新闻消费习惯，全程避开贸易政策相关术语，避免提前干扰偏好表达。

受访者以相等概率被随机分配至对照组（未接受任何叙事）或四类基准干预组，每组叙事均基于权威研究或数据，搭配图表简化呈现：（a）“贸易损害就业”叙事报告了 Autor 等（2013）的核心发现，即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如何对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劳动力市场结果产生负面影响。（b）“贸易促进就业” 叙事阐述了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如何促使美国向服务业专业化转型（这一结论由 Caliendo 等（2019）证实），进而推动了美国经济总就业的增长。（c）“贸易降低价格” 叙事描述了来自中国的进口增加如何伴随着耐用品（电脑、电器、家具）和非耐用品（服装）的价格下降，上述价格数据来自劳工统计局。（d）从 2020 年的调查开始，随着美国进口关税的重新实施，作者引入了基于 Amiti 等（2019）研究结果的 “关税推高价格” 叙事。该叙事描述了 2018 年开始征收的关税（尤其是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如何导致受关税影响商品的价格上涨，使美国实际收入每月估计损失 14 亿美元。

除了上述四个基准叙事外，还在后续的调查版本中还实施了若干变体：从2020年开始新增联合干预，同时提供“贸易损害就业”和“贸易促进就业”的信息，以衡量这种复合信息的影响以及信息呈现顺序的作用；让受访者接触到修改关键措辞（无“更廉价”）和删除关键措辞（无 “中国”）的版本，以评估我们的研究结果对这一措辞的敏感性。

第三部分：政策偏好

作者从两个层面捕捉保护主义倾向：一是直接“是/否”提问（如支持进口限制、提高关税等）；二是“从八个选项中选出三个‘最偏好’政策”，将进口限制与最低工资、教育培训等政策并列排序，选项随机呈现以避免顺序偏差。最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整合多维度数据，生成保护主义综合得分，减少测量误差。

第四部分：验证并解释选择

通过参与度询问（信息是否影响看法）与主题回忆题，验证信息接收效果；对选择保护主义政策的受访者，进一步询问其核心顾虑（如就业竞争、质量担忧等），深挖偏好形成机制。

调查从2018年到2022年共进行了四轮，总计超过18000受访者。但作者并未对受访者进行纵向追踪，即随时间组建同一批个体的纵向面板，这是因为再接触率低且避免潜在自选择的担忧。

基于四轮调查的18000余名受访者数据，本章聚焦样本特征与政策偏好的基线模式，为后续信息干预效应分析奠定基础，核心围绕表 1（样本与地区特征汇总）和表 2（政策偏好表达比例）展开详细解读。

Table 1：样本与地区特征

表 1系统呈现了四轮调查中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社会经济特征、政治身份、社会政治态度及县域层面的地理位置特征，核心结论如下：

首先在样本代表性上：四轮调查中受访者性别分布（男性占比47%-49%）、年龄结构（平均45-47岁）、种族构成（白人占61%-67%）、教育年限（11-12年）、家庭收入（平均5.8万- 6.5万美元）的均值高度稳定，与美国普通人群的分布特征基本匹配。且受访者在劳动力市场特征上均贴合现实情况（如第四轮非劳动力占比61%、制造业就业占比13.7%、服务业就业占比78.4%），仅失业率（10%-11%）略高于美国同期实际水平，属于调查样本常见偏差。政治身份分布上，受访者中民主党支持率（41%-49%）高于共和党（34%-36%），但每一轮调查的对照组与干预组在上述所有特征上均实现均衡，有效排除了样本选择偏差对实验结果的干扰。

而在社会政治态度与县域特征上：受访者平均对政府存在轻微不信任，对 NAFTA 的影响、美国就业市场状况（尤其疫情期间轮次）持温和负面看法，愿意为美国品牌支付溢价的意愿较弱；同时普遍将不平等和通胀视为重要问题（2022 年轮表现尤为突出），且各态度变量的标准差较大，反映出受访者间的显著分歧。

同时居住信息匹配的县域数据显示，受访者所在地区的大学学历人口占比、制造业就业占比、中国进口暴露度（2000-2007 年）、城区属性等指标，为后续分析 “地区贸易暴露对偏好的调节作用”提供了基础。

总而言之，四轮样本的核心特征具有高度稳定性，与美国普通人群的匹配度良好，且对照组与干预组特征均衡，为后续因果识别提供了可靠的样本基础；而受访者在贸易、就业等议题上的态度分歧，也为探究信息干预的异质性效应创造了条件。

Table 2：政策偏好双重测量

表 2 通过“是/否直接提问”（上半部分）和“前三最偏好政策排序”（下半部分）两种方式，全面呈现了公众对贸易政策及其他民生政策的偏好，核心发现如下：

首先表格的上半部分，通过“是/否”的直接提问反映了贸易政策的表面支持度：四轮调查中，57%-62%的受访者支持“对进口设置更多限制”，但同时有 65%-68%的受访者支持“签署新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看似矛盾的结果，源于部分受访者认为“限制进口”与“签署自贸协定”可针对不同贸易伙伴，二者并不冲突。而其他政策中，“最低收入保障”“对高收入者征收更高税收”等民生、税收政策的支持率高达65%-80%，与贸易政策的支持度处于同一高位，反映出公众对各类政策的广泛诉求。

然后看表格下半部分，通过受访者对“最偏好政策”的排序反映贸易政策的实际优先级：“对进口设置更多限制”的支持率从“是/否”提问的57%-62%降至 23%-28%，“退出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率仅约12%，说明当与其他政策竞争时，贸易政策的实际优先级显著低于表面支持度；“提高最低工资”“改善教育和工人培训”“对高收入者征收更高税收”的支持率均达50%-60%，其中“提高最低工资”始终是支持率最高的选项，其次是“改善教育和工人培训”，凸显了公众对民生保障与发展类政策的优先关注；而其他政策中“更多失业救济金”支持率约 25%，“对移民设置更多限制”支持率 34%-37%，“削弱美元”支持率最低（7%-9%），且八个政策的支持率排名在四轮调查中保持稳定。

最后表格还展现了受访者偏好的时间趋势：“对进口设置更多限制”作为 “最偏好政策”的比例，从2018-2019年的23%逐步升至2020-2022年的27%-28%，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而“是/否”提问中的支持率在2020年轮达到峰值后略有回落，反映出疫情等事件对贸易政策偏好的短期冲击。

   总而言之，公众对贸易政策的态度存在“表面支持与实际优先级脱节”的现象，其中口头表达中对进口限制的支持率较高，但在与民生政策的优先级竞争中处于劣势。相比之下，民生、税收类政策始终是公众最关注的核心议题，这为理解信息干预的作用边界提供了重要基线。

基于证据的贸易信息确实能改变公众的贸易政策偏好，但方式复杂且超出预期。一方面，强调贸易对制造业就业造成损害的信息，会显著提升公众对保护主义政策的支持；另一方面，更关键的发现是“反效果”——即便传递贸易相关的正面信息，也会诱发更强的保护主义倾向。这一反效果的核心驱动机制是“先验偏差型信念更新”，而政治身份是最关键的调节因素。

我们的研究结果引发了对基于证据的简短信息能否正确引导公众贸易政策观点的思考，这与经济学家可能将此类信息视为传达贸易收益的沟通方式时所赋予的信任程度形成对比。如果此类叙事是以非预期的方式改变政策偏好，那么这应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信息在贸易政策形成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我们在这一方面强调了两个相关挑战。首先，第6.3节的研究结果表明，需要更多努力来聚焦于公共信息传递和教育，以缓解核心的先前担忧。与受访者进行更长时间互动的信息也可能具有潜力（例如，参见表7中关于“注意力”的结果），但需要注意的是，首先需要能够在更耗时的干预措施中激发这种参与。

其次，近期政策立场的趋势，尤其是民主党方面的趋势，可能会进一步使贸易政策的公共沟通工作复杂化。从调查结果中可以明显看出，与独立人士相比，共和党人对保护主义的支持更为强烈，而民主党人对保护主义的反对则相对较弱。但在拜登政府下，民主党在自由贸易问题上的立场似乎变得更加冷淡，这体现在继续使用特朗普时期的关税、呼吁促进友好近岸外包以及推出工业政策以增强国内制造业等方面（Alfaro和Chor，2023），这加大了向美国普通民众传达贸易福利和政策的挑战。